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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为中国文坛引来“天火”的杂志

2016-08-10 14:57:31 《文艺报》 余中先 黑丰

  从本期起,我们将陆续发表对国内几家重要外国文学期刊主编的访谈,这些外国文学期刊为我们了解外国文学概况打开了形形色色的窗口。对话将围绕刊物历史沿革、办刊宗旨、刊物现状等方面展开。

  ——编 者

  余中先:《世界文学》主编

  黑 丰:《北京文学》编辑

  黑丰:据知,《世界文学》刊物的前身是鲁迅先生于1934年创办的《译文》杂志,1953年7月由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创办。为了纪念鲁迅先生,继承他创办《译文》杂志的传统,刊物当时就定名《译文》(月刊),并由茅盾先生担当首任主编。当时的刊物是怎么定位的,办刊宗旨是什么?

  余中先:说到鲁迅先生等人办的《译文》,这当然是我们的前身,但那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继承。至于1953年创办的杂志为何仍以《译文》为名,我们可以用茅盾在“发刊词”中的一句话来解释:“为了纪念鲁迅先生当年艰苦创办的《译文》并继承其精神,这一新出的刊物即以《译文》命名。”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的刊物。新《译文》在开本、篇幅、文图并茂,以及某些体例的设置(如介绍外国作品须有前言或后记或作者简介等)诸方面都沿袭了鲁迅创办老《译文》时的做法。《译文》当时为月刊,篇幅200页左右,译载的均为文学名著以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国家的文学作品,并刊登世界文艺动态和插图作品。《译文》的首任主编是茅盾,副主编陈冰夷,编委会由戈宝权、茅盾、陈冰夷、董秋斯、楼适夷、罗大冈、丽尼等人组成。

  黑丰:1959年《译文》(月刊)正式更名《世界文学》,1965年至1976年停刊,1977年复刊至今(计340期),从《译文》到《世界文学》,从停刊到复刊,其办刊理念是否一致?在选编和译介上有何倾向性?

  余中先:1959年1月(总第67期)起,《译文》改名为《世界文学》(在封二上继续保留了《译文》的原名)。因为从当年起,刊物革新了内容,在刊登外国优秀作品的同时,也发表一些由中国作者自己写的评论文章,以求帮助和引导读者更好地阅读外国作品。曹靖华继茅盾之后任主编,陈冰夷为副主编。在改名《世界文学》的那一期中,编者在“致读者”一文中强调:“尽管我们刊物的内容改变了,但是继承鲁迅先生的《译文》的光荣传统,是始终不变的。”

  1965年因国内文艺界整风,《世界文学》停刊一年。从1966年起,《世界文学》改为双月刊,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刊物仅仅出了一期便从3月起停刊,一停就是10年多。1977年10月,《世界文学》复刊,作为内部发行的试刊,共出了两期(双月刊),不在总编号之内。促使《世界文学》在当时复刊的重要原因,首先是1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读物的期望十分殷切。复刊第一期的“编后记”中,已经强调“介绍和评论各国文学应当从实际出发”,“反映外国文学的实际面貌”。这大致可解释复刊的指导思想。在中央提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之前,《世界文学》就在讲“实际”了。但由于当时还是“两个凡是”的时代,我们在介绍外国文学时,还有不少束缚,例如,苏联鲍里斯·瓦西里耶夫的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当时分两期在1977年试刊上连载登完,但为了能让作品发表,编辑部还是把它称作“修正主义文学标本”,供批判用。

  由此回想“文革”之前,《世界文学》一度跟随苏联,发表了很多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作品,一度又反帝反修,发表了亚非拉各国的不少“进步”、“独立”作品。当然,即便在那个时代,杂志对欧美的经典作品的介绍也没有中断。

  改革开放后,《世界文学》对外国作品的介绍逐渐走向客观公正。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刊物发表的作品是相当有分量的,也是相当有眼光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国内的外国文学出版事业还不完善,《世界文学》等刊物在介绍外国文学时,几乎是仅此几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革”10年的中断以及拨乱反正带来的思想解放,让许多亟待介绍的优秀外国文学作品蜂拥而入。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90年代后就走向了平稳。

  黑丰:随着极端工具理性时代的到来,休闲和消费越来越成为了人们的一种时尚。大众社会的文化工业制造着文化趣味和文化要求。人们要求纯消费、“故事会”阅读,要求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朦胧不读,“艰深”不读,“诘屈聱牙”不读,多种理由可以不读。作为一本严肃的纯文学刊物,尤其是一本具有广泛声誉与深刻影响的外国文学刊物,面对如此“严峻”、“陡峭”的市场环境,你们是否考虑有所调整,在选稿、厘定、编译的标准上是顺应读者“口味”,还是有所执著,将改变、引领和提升读者美学趣味放在第一位,把建构和重塑人的精神品质放在第一位?

  余中先:有些话不用多说,事情做来就行了。我们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形势意识到,整个世界的文化越来越体现出商业化、产业化的倾向,阅读——尤其是文学阅读——越来越让位于视听媒体的传播。国内也已发生此类的转向:文学不再作为人们业余享受的主要精神食粮和娱乐形式。但我们始终认为,在这一文化转型的大环境中,《世界文学》并不随着世俗趣味的改变而改变自身原来的办刊方针。我们坚信,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人们文化结构多层次多差异的国家中,《世界文学》应该为那些渴望了解世界各国的经典文学、了解各国文学发展动向的人们,保留一个窗口,提供一片风景。

  所以,尽管国内的一些刊物纷纷改版,改方针,改内容,我们却始终没有大改,依然承继着鲁迅、茅盾等先辈的一些做法。当然,也要考虑与时俱进,我们的栏目多少有些改动。一开始有的小说、诗歌、散文、剧本、评论等栏目依旧存在,又增加了“文化交流”、“外国文学资料”、“世界文艺动态”、“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文坛热点”等,以期更为丰富多彩。

  黑丰:《世界文学》被人们誉为是一本“为中国文坛引来‘天火’的杂志”。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一“天火”和作为“盗火者”的《世界文学》?作为发明“火”的古老国度,我们需要“天火”的熊熊燃烧吗?

  余中先:“天火”的隐喻本是神明所握的秘密之“火”,有些像“潘多拉之盒”,不是凡人能动用的。当然,隐喻也在变,多年来,“天火”之喻已经引入了新的外延和内涵。

  中国读者需要外国文学的滋养,恰如大地上的凡人需要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界之火。在鲁迅时代,盗“天火”也可以说成是“为奴隶贩运军火”,或是“拿来主义”。后来,大致可以用“洋为中用”来概括,尽管,“汲取外来文化”上面加了很多框框的约束和限定,如“先进”、“革命”、“批判”、“现实”,等等。但如今在多元文化与经济一体的矛盾世界中,我认为,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大可不必加什么思想意识方面的框框,了解人家,就应该全面、客观地了解。人家的文学是什么样,就把它原原本本地介绍过来。选择标准就是文学价值。

  我个人认为,文学的“天火”不是熊熊燃烧的大火,而是烛照心灵的微明之火。一方面,文学不会成为改造世界的有力工具;但另一方面,文学毕竟是人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最好文本,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的有机构成成分,而且是最深刻、最内在的成分。它不同于种种的流行文化,只要人存在,文学就在。它对人的影响是基本的、骨子里的。外国文学对中国读者的影响也将是普遍性的、人类共通的,我们都见一见为好。

  黑丰:《世界文学》除刊载外国优秀文学作品外,还辟有“文化交流、国外通讯、评论、文摘、书评、简讯、译坛纵横、外国文学翻译出版漫笔、作家谈创作、编译者序跋、外国文学资料、世界文艺知识、世界文坛热点、世界文艺动态、文学史话、作家逸事、中外作家答本刊问、外国作家谈外国作家、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中国诗人谈外国诗、中国文学在国外、文学讲坛、《世界文学》的故事”等。想法相当不错,但从目前出版的《世界文学》来看,固定的栏目就那么几个,为什么栏目有的隐而不见?

  余中先:有一些栏目还是比较正常的,几乎每期都有,有的栏目是不定期的,有的则是临时性的,如“中外作家答本刊问”。还有一些栏目如“外国文学翻译出版漫笔”,很难得到有见地而又不失偏颇的文章。我们每期320页,除了介绍作品之外,剩余的篇幅就很少了,这也是我们许多栏目多为“不定期”的原因。

  黑丰:思想或思潮我一直比较关注,因为它们可以让人反省一些东西,可以成为一个人新思想的“充沛而强劲的源头”。为什么《世界文学》没有关于“国外文艺思潮”栏目呢?可以将他们的宣言、口号、文献资料、代表作建档,归于一处集中刊出。这种工作不是说没做,但很少,没有专门的栏目。不知以后是否有所考虑?

  思想与语言、现代与传统、现实与超现实、写作与当下的困境等都有自己的交点和焦点,《世界文学》是否考虑对世界文学创作中的“交点与焦点”予以关注?

  余中先:这个意见很好,思潮很重要,但翻译起来很难。目前国内已经有很多外国文学思潮的作品出版,但翻译得好的很少。首先,有理论思想作品不好译的原因;再有,欧洲的许多思潮,在欧洲并没有太大反响,经过美国,便成大气候,转而影响到中国,但翻译多为英语的转译,中间有误解,有丢失,有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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