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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论》《矛盾论》的主题与价值

2017-10-30 13:16:55 光明日报 李佑新

  编者按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述,是继承和弘扬《矛盾论》《实践论》思想智慧的光辉典范,也为进一步深化《矛盾论》《实践论》研究提供了基本遵循。

  从毛泽东、邓小平一直到习近平都强调,领导干部“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无疑就属于这种管用的经典著作。“两论”发表已经80周年,其思想主题至今熠熠生辉,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两论”不能不写

  “两论”的思想主题是由“两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或写作原因决定的。美国学者施拉姆曾说:“按照传统,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被尊为领袖的人物必须同时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家),毛泽东也就尝试撰写这类文章。”这是无视“两论”产生背景的武断说法,是无法真正理解“两论”的。毛泽东在回顾“两论”的写作原因时曾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主要是以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从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中得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其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但与中国所处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俄式革命”道路及列宁主义也只具有指导意义。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决定了中国革命面临着特殊的任务,必须探索特殊的道路与特殊的方式。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也来不及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社会的特殊状况进行双重的深入研究与了解,也缺乏斗争经验。于是革命就主要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与策略为准,但由一个远离中国环境的国际指挥中心来指挥中国革命,是导致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总结经验,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革命道路。但这样一条山沟里的革命道路完全是血的教训与战争的逻辑所规定出来的,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并没有具体规定。因此,山沟里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遭到否定,结果导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正是在这种胜败之间的反复比较中,毛泽东等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同时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对这一结合进行哲学上的论证与说明,正是中国革命的理论需要,“两论”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

  “两论”的写作,从另一角度看,则是解决党内思想路线斗争问题的需要,而思想路线斗争的实质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问题。革命过程中连续不断地出现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思想根源上就是不从实际出发,而从马列的一些词句与苏联经验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割裂开来。遵义会议来不及清理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抗日战争爆发,王明回国后根本不从复杂的中国阶级关系与实际情况出发,从原来的极“左”又倒向极右,在政治上与军事上提出一套右倾论调,并为党内的一些人所接受。所以,清除错误的思想根源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一点。他认为政治路线、军事路线与思想路线同是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问题,而思想路线更关键,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因此,毛泽东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之后,接着又着手批判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两论”的写作,即是为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奠定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

  “两论”的思想实质

  “两论”的思想实质与主题,是对中国革命中“左”右倾错误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批判,从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哲学论证。

  《实践论》以实践概念为核心,以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为线索展开论述,突出了实践的根本作用,阐释了认识上的辩证法,反对割裂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的辩证关系,其主旨正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原则,批判了脱离中国客观实际的或“左”或右的思想错误的根源,指出这些错误思想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特别是针对那些僵化的教条主义者,毛泽东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和运动永远不会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永远不会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这一结论,蕴含着中国革命的丰富历史经验,厚积而薄发,言简而意深。对于“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深中肯綮。

  如果说《实践论》突出了认识的辩证法,那么,《矛盾论》则突出了矛盾问题(辩证法)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其主旨同样是从哲学上论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清算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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