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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工作方法的“读书会”

——20世纪初期的读书会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2017-08-09 14:31:01 北京日报 樊宪雷


  革命年代,读书会因其形式灵活、组织方便、交流畅快、氛围和洽等特点,不仅广受读书人欢迎,也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宣传工作提供了便利。相对于其他思想传播方式,读书会的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进行充分的、自由的思想交流,这也使得它在帮助党员干部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读书会机动灵活的传播途径,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宣传的重要选择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多有利用读书会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经历。1922年,北京大学等学校学生筹建成立了“学生读书会”,读书会分为政治、法律、社会、教育、经济等五个小组,每个小组都聘请了指导老师,李大钊就是导师之一。11月19日,李大钊在读书会召开的会议上专门发表演讲,指出:“在北京成立的团体很多,却向来没有读书团体的组织。这会实是应着需要而成立的,且这会旨以根据学理研究实际问题,则以前所谓主义与问题之争,也可由此会解决了。”方志敏在九江南伟烈大学读书时,就经常和一些进步同学谈论“社会主义”问题,探究救国救民之道。为此,他发起成立了“读书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借此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四川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王右木、吴玉章、杨闇公等成立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也是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每逢星期日聚会一次,“主要任务是:一、自行阅读,无时间地点限制;二、结合当时的社会问题,分组进行讨论,交流学习心得;三、利用纪念日、节日举行大型讲演会,结合学习内容作有指导性的报告”。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发了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及帝国主义国家等各种敌对势力的恐惧和憎恨,视之若洪水猛兽,“给它加上‘过激主义’等罪名,竭力阻止其在中国的传播。北洋军阀政府和各省的军阀统治者都曾发布命令或张贴布告,要求‘严防’和‘查禁’‘过激主义’,并查封不少进步报刊”。国民党政府也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加紧了对文化的控制。在这种情形下,很难再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这种机动灵活的传播途径,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选择。各种刊载马克思主义的书报,借助于读书会,依然在广大群众中间流传。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艾思奇《大众哲学》的传播。如武汉大学原校长陶德麟回忆说,由于不满胡适推崇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攻击马克思主义,他们“几个同班同学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每人拿出自己认为值得一读的新书来交换着读。刘杲同学推荐的书就是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作家陈企霞在回顾20世纪30年代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以读书会等组织形式传播进步思想,以突破国民党高压统治下的文化钳制状况时说:“我记得当时流行的一些革命书报,如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何干之同志的《中国启蒙运动史》,等等,以及当时很著名的一些进步书刊,都曾经在成千成百的读书会中作为讨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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