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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

2017-06-27 11:26:41 光明日报 李莉娜

  严修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文人、书法家。也许在教育方面的巨大成就与影响,或多或少掩盖了他书法艺术的成就,但他仍不失为一位书法大家,与华世奎、孟广慧、赵元礼共称“近代天津四大书法家”。严修一生存世的书法作品多见于信札、手稿、屏对、扇面、匾额中,无论是有意之作还是随意书写,都成了严修的风格,以一手功力深厚的行楷名闻书坛。

  严修广博的视野、过人的学养使其书法艺术牢牢地把握住了传统文化的命脉,他一生把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作为己任,向世人弘扬中华的书法艺术经典,无论在文化教育事业还是书法艺术方面都作出了卓越成就。

  一

  “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黄庭坚语)严修的书法艺术背后是丰厚的国学作支撑。他6岁入私塾读书,聪颖好学,博闻强记。8岁通律,9岁作对“有声皆在树,无处不惊秋”,师评曰:“句真惊人”。10岁师从沈季平读“四书”,17岁师从举人张绅经史,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22岁以李鸿章为师,24岁进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一生治学不辍,几乎无日不读书作文。

  严修论及读书时讲道:“读书时心驰于外,不可把捉,非痛下功夫不可。”他晚年倡组崇化学会,讲授义理、训诂之学,著述存稿中都有宏论卓见,成为当时天津文人群体的中坚人物,“开创文化事业的先驱、文学创作的带头人”。《天津严公范孙墓碑铭》中赵芾撰文赞其为人:“蔚然名德故为海内外贤士所宗。”

  严修一生传承中华经典,从事书法研习创作。从7岁师从孙竹泉先生习字,到69岁去世,一生对书法艺术孜孜不倦,临池不辍,终日伏案挥毫习书,甚至在远渡日本和欧美深入考察教育期间,闲暇之时也要“写字十余纸”,通常“写屏联至深夜”,与笔墨须臾不离,朝夕相伴,真正做到了“笔成冢,墨成池”“笔秃千管,墨磨万铤”的境界。

  在半个多世纪的习书、学书过程中,严修积极倡导新学,在担任学部左侍郎时,筹办私立南开大学,用毕生精力投身于教育改革。在戎马倥偬、社会形势千变万化之时,作为天津教育界的引领者,他虽然日理万机,但仍坚持每天书写。这种无日不挥毫的韧劲以及勤奋治学的精神,不仅需要功力,更需要一种坐观风云起的定性,一种平静的心态,一种超然物外的境界。

  当一些书家处于竞技相互争艳时,严修始终抱着一种平常心态对待书法艺术,淡泊自处,甘于寂寞,真可谓儒者风度。这种对其有意用功而无意成功的修炼,得力于严修在教育事业成就的互补,这是发自他内心对教育事业岿然不动的恒力与毅力,来自对教育的坚定信念。这恰恰也铸就了他书法的成功。严修所具有的这种艺术气节对于当代一些书法创作急功近利的倾向不乏重要的启示意义。

  自严修研习书法之始,便传承中国传统书体,坚持探本溯源的求书之路,恪守篆隶习秦汉、行楷承晋唐的学书之法。几十年的书法研习,他遍临历代名碑,对《史晨碑》《曹全碑》《尹宙碑》《礼器碑》《城隍庙碑》等诸多秦汉碑刻进行深入揣摩、研习和传承。同时,他对欧阳询《皇甫诞碑》、柳公权《玄秘塔碑》和褚遂良《圣教序》精炼精透。

  严修对碑学笔法领悟实多,但他言碑而又不拘执于碑。据《严修日记》中所载,其书法注重“循环式”练习,积极取众家所长为己用,师造化,融会贯通,蓄积自己的艺术创造力,并与其人格襟抱和满腹经纶相激相荡,渐渐生发出自己的书风,从《严范孙先生遗墨》《严范孙先生手札》《蟫香馆手札》中可见一斑。严修早年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馆阁体”对他影响很大,但他极力摆脱其窠臼,在探究名碑之精妙的基础上,不以古为我,而是化古为我,古为今用,为我所用。因此,他在谋篇、结体、用笔上更显静穆、稳重,严谨中富有变化,处处内含功力,点画之间蕴含了中和之境、儒雅之概、清真高洁之气,颇具大家风范。

  严修书法功力深厚,为当时津门书坛所崇仰,为此许多人依附于门下,求教问艺,其中书法成就卓著的李叔同与袁克文深受严修的溉润。严、李两家系世交,虽非同时代人,但李叔同时常去拜见严修,谈书论道,挥毫遣兴,深获讲贯之益,不仅积蓄了李叔同深厚的艺术修养,同时严修对书法艺术的发愤精神也深深感染了李叔同。袁克文则自小师从严修,在书法、诗词方面得到他的悉心指导和熏陶,字体雄健多姿,华赡流丽,所作大字楹联作品,更显笔墨淋漓,气势磅礴,成为天津近现代翰墨名流。严修的学生姚华也深受恩师影响,后连捷成进士,成为近世不可多得的书画名家。严修在他们人格的形成与艺事的发展上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书法艺术人才的培养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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