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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员做官与读书:白天做官,晚上读书

2017-04-24 14:58:34 《清风》 刘绪义

  两千多年前子夏一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将做官和读书联成一体。当书还是刻在竹简上时,读书只是贵族的特权,所谓“学在官府”;等到春秋王官解纽,学术下移,还私学兴起,当时平民才有机会读书,所谓“学在四夷”。读书成了平民做官上升的通道。到了隋唐以后,科举制度更是将“读书做官”制度化。



  ◆白天做官,晚上读书

  读书是古代官场的主流。

  读书人在古代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如果在乡间,家有秀才,那么其地位就会高于别家;在官场,书香门第同样是引以为傲的事。因此,古代官员“白天做官、晚上读书”的现象十分普遍。

  习惯使然。历朝历代的官员大多年幼时就开始学习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寒窗苦读,养成了长年读书的习惯,做了官以后大多不改其习惯,能勤于读书,即使在休假中、退休后也依然手不释卷。总之,读书是古代官场的主流。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价值观的推崇。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品评官员往往看其出身门第,识其谈吐风度,论其书法辞章,讲究名望口碑等,有了这些不成文的尺度,官场上读书、作文蔚然成风,不读书之辈很难在官场里立足和生存。

  宰相须用读书人,历代皇帝用人导向的指引,以及偃武修文、重用儒生的制度,都要求做官必须读书。汉武帝时考核提拔官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能否通达儒学。

  盛唐时期好学之风遍及朝野,官员士子对读书极为重视。唐太宗常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告诫百官多读史书。韩愈说,“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中唐以敢于进谏出名的阳诚因家贫无书读,便去做了抄书吏,昼夜不出门,“经六年,乃无所不通”,堪称“励志哥”。



  ◆上马杀贼,下马读书

  绝大多数武将出生入死之际,也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重视谋士。

  古代官员分文官和武官,文武之间最容易产生矛盾,互相瞧不起;但往往文武兼备者却能左右逢源,能“出将入相”在古代往往被看作一个官员最为荣耀的履历。

  绝大多数武将出生入死之际,也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重视谋士,如刘邦、刘备等。有的武将本身就是文官,如辛弃疾、陆游等;也有不少文人投笔从戎,征战沙场,特别是唐宋年间;还有的武将酷爱读书,如关羽、曹操本身就是诗人。

  明清两代的督抚本身还兼军职,负有战守之任。王阳明一代大儒,先后带兵平定了多次叛乱;曾国藩率湘军东征,身边将领如罗泽南、胡林翼、郭嵩焘、刘蓉、左宗棠、李鸿章等等大多是读书人,他们朝出鏊兵,暮归讲道,上马杀贼,下马读书。湘军悍将曾国荃的志愿就是“百战归来再读书”。太平军李秀成后来总结失败的原因之一便是太平军中缺读书人。



  ◆著书讲学,化民成俗

  读书也是“透得名利关,便是小歇处”。《红楼梦》里薛宝钗就以自家是个读书人家,祖父爱藏书引以为傲。

  不少古代官员仕宦一生,最终往往将安身立命之地寄于学术事业,将“求道”作为自己一生最大的奋斗目标,读书成为古代文人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二选择,恪守“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标。

  一些官员在著书作文方面勤勉笃毅,成为做官和作文两方面的典范。汉唐以来大小官员中,身为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的就不少,文化人和政治家往往合为一身。特别是自魏文帝曹丕把文章提到“经国之大业”的高度后,诗文著述就成官场的显规则。古代官员大多能咏诗言志,赋词怡情,并将其融汇于从政实践中,涵养为一种以读书铺就为官之路、以为官提升品性的优良传统。唐宋官员几乎人人都有诗文集传世,南宋提刑官宋慈还撰写《洗冤集录》,成为中国法医学的里程碑之作。

  有的在讲学布道方面不遗余力。如唐宋官员每到一地,都乐于收门生,建书院,讲学传经布道。宋代书院之发达,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明清继承这一传统,讲学之风更盛。如万历年间,以顾宪成为精神领袖的一些文官经常利用休假在无锡东林书院读书讲学,议论时政。顾宪成还为东林书院题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清代特别是甲午战后,官员们终于从虚骄梦中惊醒,士林争讲西学、官吏竞谈新法成为官场新常态。开读书会成为政务之余的新时尚,如长沙由谭嗣同、熊希龄发起南学会,联络全省官绅读书讲学,每七日集会演讲一次,听者数千人,“专以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

  著书讲学,在一些官员们看来也是儒家赋予他们的社会责任,可正官风,倡士风,教民风,化民成俗,开悟民众。故而,在古代,读书往往会伴随官员们一生,这既是工作要求,更是精神追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刘绪义)


  (责任编辑:战文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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