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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三先三后”的读书之法

2017-04-20 16:05:49 《党的文献》2017年第2期 徐中远

  读书要有法。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写道:“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18页。)读书是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毛泽东信中说的“三先三后”的“为学之道”,也是他一生遵循的读书方法之一。

  “先博而后约”,就是先博览群书,广泛地去读,在此基础上,再去读比较重要的、比较关键的、比较喜爱的书;“先中而后西”,就是先下功夫读中国的书,在熟悉、了解本国历史、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再去读西方国家的书,学习研究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等,为我所用;“先普通而后专门”,就是先读一般的、通俗易懂的、大众喜爱和需要的书,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读专业的、专门学科的书。作为毛泽东晚年的图书管理员,笔者联系毛泽东的读书实际,具体介绍他是如何运用这种方法读书的。

  一、“先博而后约”

  1920年6月7日,青年毛泽东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7页。)这与“先博”的主张是一致的。青少年时代,毛泽东读书是怎样“先博”的呢?笔者介绍两段有关的记述。一段是毛泽东说过的话:走进湖南图书馆,楼上楼下,满柜满架都是书,这些书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真不知应该从哪里读起。后来每读一本,觉得都有新的内容,新的体会,于是下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尽量多读一些。我就贪婪地读,拼命地读,正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个不停一样。湖南图书馆的图书是很多的,毛泽东每天第一个进馆,晚上最后一个离馆,中午休息片刻,午饭吃上一点自带的干粮或买两块米糕,就又专心致志地一本一本读自己从没有见过的书。他后来回忆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图书馆里我第一次看到并以很大的兴趣学习了一幅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吴黎平:《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 24页。)第二段记述是 1916年2月29日,正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在给友人萧子升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上述两段记载,足以说明求学时代的毛泽东博览群书的情形。

  这一时期,按照“先博而后约”的要求,毛泽东下功夫较多的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伦理学原理》《韩昌黎全集》《世界英雄豪杰传》《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曾文正公文集》《曾文正公家书》以及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等等。这些“后约”而读的书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走上革命道路后,毛泽东根据革命的实际需要去读书,仍然是“先博而后约”。延安时期,毛泽东是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一次在校务办公会上他对大家说:“我们要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掌握的知识多。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穰明德:《毛泽东同志要求我们多读书》,《人民日报》1983年12月14日。)延安时期毛泽东读过的书后来辗转带到中南海的就有一千多册,如马列理论著作《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哲学著作《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社会学大纲》《思想方法论》,自然科学著作《科学大纲》,以及《鲁迅全集》《战争论》等等。这些书是毛泽东“先博”的标志,也是“后约”的具体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读过的书籍因战争、转移丢失的很多,带到中南海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书还是遵循“先博而后约”的原则。至逝世时,毛泽东中南海住所存书共有约10万册。其中大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他本人的读书需要由工作人员用他的稿费购买添置的,也有一小部分是有关出版部门赠阅的。10万册是不完全的统计,因为它不包括毛泽东在北京、去外地向当地图书馆借阅的图书。仅这10万册,足以看出毛泽东博览群书是非同一般的。

  从1972年7月8日至1976年8月31日,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是重病缠身,还带病读了129种新印的大字本线装书。这些书,有政治、经济理论读物,也有中外古今哲学、军事方面的读物;有中外历史读物,也有中外古今人物传记;有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国古典小说、民间通俗文学读物,也有外国文学读物。值得一提的是,还包括自然科学著作,如《物种起源》(达尔文著)、《基本粒子发现简史》(杨振宁著)和李政道当时尚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不平常的核态》以及《动物学杂志》《化石》杂志等读物。此外,还有《毛泽东选集》《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毛泽东军事文选》和《毛主席诗词》等他本人的著作。

  每一个历史时期,毛泽东读书“先博”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后约”有所不同。“后约”读的书一般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实际需要。如延安发愤读哲学著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带头读政治经济学著作,这是为了适应当时斗争实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的迫切需要而选择的。二是他本人最喜欢的、认为最值得读的书。例如,鲁迅著作,世界名人传记如《林肯传》《拿破仑传》《戴高乐传》等等,这些书是毛泽东常读的。三是在这一门学科上要有所突破,理解得更深一点。如一部二十四史,从1952年添置起,直到1976年逝世止,24年中毛泽东手不释卷、不知疲倦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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