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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鹏:党内问责对强化党内监督的重要性

2016-12-09 16:26:32 学习中国 樊鹏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樊 鹏

  我们讲强化党内监督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党内问责,这个中央也非常重视,就是通过建立问责制度,因为习总书记讲,你有权必担当,有权要担当,有责必问责。就是说要通过问责来实现对你这个从严治党,来实现对政治生态的一个监测。所以在2016年6月份《中共中央党内问责条例》已经出台。因为按照中央的计划,2015年出台三个重要的条例,《中央的巡视条例》,《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那么2016年出台两个重要的,就是一个是《党内问责条例》,还有一个就是10月份将要审议的,10月份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将要审议的《党内监督条例》,这个就是,2016年两部重要的,6月份一个《问责条例》,10月份一个党内的一个《监督条例》,都要出来。

  十八大以来,净化政治生态三管齐下的最后一管,我想应该是补齐制度短板,完善管党治党的制度体系的这么一个问题。它不同于我们说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纪律建设,也不太同于通过机构的调整,两个全覆盖,两个为主,提高党内监督的这样一个能力。它重视什么呢?重视各种配套性的一些制度上面的一些建设,围绕这个政治生态问题然后严格各方面的制度,使这个管党治党的这个体系更加的严密,更加的科学。所以总书记讲,我们要补齐这个制度短板,然后目的是避免形成一个所谓的木桶效应,如果你有一块没有处理好,那么你整个的全面从严治党你就会有一个漏洞,党内的政治生态就可能面临一些问题。就像我们在最初讲到的政治生态它包含非常多的方面,它有一些规则的问题,有一些用权的问题,你每一个方面你都不可忽视。我觉得它大概,我们简单地来梳理一下,主要是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是补齐这个执纪监督的,围绕执纪监督方面一个制度的短板,第二个就是这个党内法规,党内法规的一个制度短板。刚才我们讲在执纪这个方面,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但实际上这个管党治党它需要一个体系化的东西,它要通过这个党内法规体系的建设,来实现一个管党治党的一个全覆盖。第三个方面就是围绕这个关键少数进行的反腐败的制度短板的一个工作。最后一个就是党内政治生活的这个制度短板。

  我这里大概罗列了一下,我就不一一来讲了,就第一方面来讲,执纪监督的这个制度短板,除了我刚才讲的调整机构,它配合这个中央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两个全覆盖,两个为主,出台了一系列的具体的意见,进行一些制度的调整,比如一个是派驻机构方面改革的制度改革,还有纪委书记、副书记的这个提名考察的办法,这些方面的。党内法规方面,我们知道咱们这个党的法规体系,对于维护政治生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我们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早期它是靠严格的纪律,随着这个新中国建立,成为了这个执政党、革命党、执政党,一步一步,它主要还是要靠党内法规,但是在我们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很多党内法规,非常分散,而且存在很大问题。很多的冲突、矛盾,有中央纪委谈到的这个纪法不分的问题,也有纪律体系这个内部,它有很多的说法、规范非常重叠。这个因为不是我们今天报告的主要内容,我也不展开讲,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大概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它这个现在党内法规是包括100多件党内法规,有七大类,它这七大类里边,它有高位阶,有低位阶的,比如高位阶的那就是中共中央出台的,低位阶的有一些比如说其他的中央某部门出台的,中宣部的,中组部的,中央统战工作方面的。然后还有这个从时间顺序上,有改革开放前的,有改革开放后的,高位阶的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它有一些统摄性的,比如最高位阶的那就是党章。还有一些具体工作的,它里边它有一些规范、规定,它相互重复的现象时有发生。

  所以我们要补齐这个制度短板,是作为净化政治生态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个方面从2013年我们这个十八大召开后的第二年,中央就开始启动这个工作,先后用了长达两年多的时间来把这个工作初步进行了一个整合规范。现在把它初步整合为大约123件七大类,以党章为核心,而且整合的时候,采取了非常科学的方法,是先高位阶,后低位阶,先整理改革开放前,后整理改革开放后,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步骤的一个进行。通过这个党内法规的这个体系的建设,它真正地对于我们要构建一个良好政治生态,打下了一个比较强的党规党纪的一个基础,形成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有规可依,有规可据的这样一个条件。

  从2013年以来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党内法规,有新出台的有修订的,这里边我大概列举了一下,比较重要的,我们知道的就是2015年我刚才讲了几次,2015年的两部很重要的条例,然后另外还有出台的一些具体的分业务的,比如说统战工作条例这种,这都是。另外一个就是比如组织部门的,选人用人方面的条例。这都是新修订的,以后出台的。

  另外一个这个补齐制度短板的第三个就是围绕关键少数,习总书记他一直在讲,这个政治生态问题关键要靠干部,要管住了这些关键少数,政治生态才能好。他讲的这个关键少数,也不是特别的明确,但是我们自己知道讲的主要是党的各级干部,我们知道现在,因为这个很少有人精确地统计,现在你要是按照组织部门要求这个个人报告事项的这个干部的,包括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副处级以上,大概是有150万名副处级以上。这些人我想都可以称之为关键少数,像13亿人里边,150万人的这个群体在领导这个国家。如果只算党政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我看到中央组织部2012年的一个数字是约70万,现在这个数字可能会有所变化。应该说关键少数,它对于政治生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刚才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那就是讲关键少数,他们真正的是我们讲政治生态的关键。因为他们占有,占据着关键的一些岗位,把控着关键领域的一些重大的决策,掌握着社会发展的一些关键环节,所以起着关键的作用。针对这些关键少数,我想十八大以来也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规范,补齐所谓的制度短板。这包括我们知道的2014年中组部治理裸官,包括2015年中央出台的全面深化公安改革里边,它提到的怎么样加大加强这个确保海外追赃的这样一个体制机制方面的一个意见。另外一个还有保护奖励职务犯罪举报人的一些,这都是跟非常,这些东西都非常跟国际接轨。

  另外一个对于领导干部他的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这方面的规定也出来了一些相关的制度规范。我们知道在上面,我讲的这个这三管齐下的这个状态下,尤其是在加强执纪监督,我们把反腐败斗争放在了很重要的议程上,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形成了极高的震慑,这种震慑力对于维护政治生态,构建新型的这种政治生态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知道敢不敢给党自己的机体动刀是一个方面,敢不敢对最关键的部位动刀,那更是一个衡量的标准。我们讲在这个里边对于党内的高级干部,它的惩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杆。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讲从严治党,真的是动的是真格的,2015年省部级官员落马情况,我们看是,其实我这里有一项数据是从2012年2013年以来的各种类型的这个官员落马的情况。我这里也没有列举那么多,我们就讲这个省部级干部这一个它属于中管干部的范畴,就光2015年就有30多名省部级高官落马,这个范围它涉及到很多方面,有中央部委,有地方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国有企业。这里边非常的,形成非常高的这种震撼,除了这种抓大老虎之外,也处理了一些中层干部,当然在中高级干部里边,有一批还实施断崖式的降级,这个在舆论也引起了哗然。我想这些方面的断崖式降级,它更强的意义在于它的,等于它的象征的意义,就是它更多地显示了就是这个共产党它在从严治党的这个过程中,对于干部的一个态度,就是你不可以用这种传统的这种方式来处理,你能上就能下,而且下可能会下得很快,不是过去那种方式,所以这些东西对于保持,使得整个的干部队伍,对自身保持一种自我的砥砺,自我的约束,都有非常强的这个震慑的意义,警戒的意义,我想。

  最后一个补齐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短板。这个也应该说是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一个长效的机制,我们刚才讲,那所谓三管齐下中的这个不管是用这个执纪,加强执纪,还是加强党内的监督,还是包括各种配套性的制度建设,都是着眼于从这个干部群体他的外部给他施加压力,但是你怎么样去使他有一种内生的机制可以很好地维护党内的政治生态呢?这个东西除了我们传统讲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也用习总书记讲,是补齐精神之钙,给他补钙。这个当然非常重要,要培养他的培育他的党性,固本培元所谓的。但是问题在于那些工作还是依靠于他个体的这个接受,他接受不接受,你也很难去把握。那么重心放在哪儿呢?现在从2016年开始,我开始也讲到了,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它觉得这个党内有没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活,同志和同志之间的关系可不可以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党团和外部环境和群众之间你有没有坚持群众路线,这也是党的,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东西习总书记他觉得更加能够决定党内政治生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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