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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琨:二战后联邦德国的经济实践

2017-01-03 14:32:18 学习中国 胡琨

  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胡 琨

  看一看战后联邦德国它相关的经济实践的表现是什么情况。建立和维护竞争秩序是社会市场经济理念落实的关键,要达成这一目标,国家须确保落实相关的市场经济立宪与规制原则,而这些原则也需要对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适用,这些原则包括币值稳定、保障完全竞争、开放的市场、私有产权、立约自由、自我负责与承担义务,还有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也同等重要,在这一背景下,联邦德国在基本法中,将基本权利、立约与结社自由、自由择业、私有产权、法治国家和社会国家规则等一系列与上述原则相关的条款写入。在这些工作完成之后要确保竞争秩序,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就只剩下了保障币值稳定和完全竞争,因为通货膨胀和各种因素所导致的竞争限制,这各种因素其中也包括市场、也包括国家,引起的竞争限制是竞争秩序最严重的威胁。

  1948年3月1日,德意志各邦银行成立,它履行联合经济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职能,德国的中央银行体系得以重建。在这个基础之上,在艾哈德的参与下,联合经济区也就说西方占领区的军事当局,颁布了四部《币制改革法》以及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于1948年6月20日引进了货币改革,它一方面通过引入德国马克,回收多余的货币,这个德国马克就是在引入欧元之前通行于联邦德国的货币,德国马克,具体来说德国马克引入之后,以前的帝国马克、地租马克以及盟军的军票就此废止,也废除了个人与机构的兑换配额,所有帝国马克存款在货币改革的初期以10比1,后期则降为了100比6.5的汇率,兑换德国马克。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帝国马克存量货币总体上平均以12.6比1德国马克的比例,转换为了德国马克。另一方面德国也对德意志各州银行,也就是说对德国央行发行货币设定了严格的程序与界限,以保障德国马克的币值稳定。《发行法》规定,货币流通总量不得超过100亿德国马克,只有在中央银行理事会四分之三成员以及六个州的中央银行的首肯下,才最多可增加10个亿的马克的发行量。

  与此同时,艾哈德领导联合经济区经济管理署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口号下,推动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陆续出台了《货币改革后管制原则与价格政策法》等一系列的法律及指令,实施终结货币配给制,取消工资与价格冻结,废除各项经营管理,反垄断、减税退税、紧缩财政、私有化、推行外贸自由化和稳定汇率等措施,以将行政命令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减少到最低的限度,促进了从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的自由竞争。1957年《联邦银行法》与《反限制竞争法》出台,以币值稳定和完全竞争为制度化,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核心竞争秩序在联邦德国得以巩固。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的货币政策、联邦银行法,赋予联邦德国保障货币的职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度下,这一职责也包括了稳定德国马克对外币值也就是汇率和对内币值的价格。在贸易自由化及重商主义政策的推动下,德国战后出口强劲,1951年到1961年连续出现高额的贸易顺差,这导致在1950年代中期开始,德国货币政策遭遇两难境地,即无法同时确保德国马克的内外币值稳定,也就是说它不能同时保持汇率和国内价格的双重稳定。面对这一困境这一时期的联邦德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它们可明智地将国内的价格稳定视为了优先目标,及时让德国马克汇率升值。同时借助于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德国马克对内币值基本上保持稳定。所以说在这期间尽管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德国联邦银行还是很好地履行了维护价格稳定的职能。与此同时,在米勒·阿尔玛克看来与经济政策同样重要的社会政策也在被逐步地推行,如向战争受害者提供救济,大力兴建住房,设定最低工作条件,重建养老、失业、工伤与医疗等各类社会保险,发放子女补贴金和社会救助等等。

  然而作为一个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共容”的与开放的经济制度,社会市场经济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须向现实环境做一定妥协,例如《反限制竞争法》中大量的例外规定,传统上相当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动态养老金改革和强大的工会力量等等。

  但总体来说,在这一时期,德国价格稳定,竞争得到了促进,过程政策与社会政策也基本上遵循了绩效原则与辅助性原则,竞争秩序达到了发展的巅峰,加上马歇尔计划、朝鲜战争、战后重建等各种有利的因素,德国经济在1948年之后逐渐进入了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增长时期。我们来看这张图,这是1950年到1967年德国的各项经济指标的表现,这条紫色的线是德国的经济增长率,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而通胀率下面的这条黄绿色的线,始终处于经济增长率的下方,而失业率也在不停地降低,财政盈余在基本上大部分年份也是都是出现了的。这一时期是被认为战后德国的经济奇迹,也奠定了联邦德国今后战后持续繁荣的基础。

  过程政策而到了1966年则出现了一个相对异化的阶段,这一异化也是有它的相应的一个背景,过程政策被米勒·阿尔玛克视为市场经济稳定运行的必要补充,但是深受弗莱堡学派影响的艾哈德对此却充满了疑虑,因为艾哈德认为最好的这个经济政策就是竞争秩序,只要确保了竞争秩序,经济发展就可以无忧了。长期的经济繁荣也令他相信,在确保竞争秩序的基础上,只需采取货币、信贷及汇率政策等轻度的景气政策就可以不受经济周期的困扰,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充分就业。然而随着战后重建工作的结束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深入,经济周期波动开始出现,艾哈德他没有办法适应这种变化,他克制的过程政策最终没有办法阻挡德国经济于1966年到1967年间陷入衰退,失业率大增,他本人也因此下台,社民党成为了执政党。用比较通俗的话说就是说艾哈德他没有实行在经济下行的这种周期中,他没有实行一定的稳增长的政策,而放任经济的这种下滑,所以导致了这种形势的一发不可收拾,这是他经济政策的缺陷所在。

  新任的经济部长是社民党的卡尔·席勒,他信奉的是民主社会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在总体调控的这个理念的指导下,他借助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合作性经济政策,即稳增长政策,即我们所说的稳增长政策,使德国的经济和就业形势迅速好转,这一成功它对于社会市场经济的实践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一方面使人们认识到政府在借助竞争秩序实现经济增长之外,也有必要通过一定的过程政策和社会政策及所谓的稳增长政策来确保经济秩序所处经济环境的稳定,以从根本上保障竞争秩序。在这个背景下,《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于1967年出台,从此在社会市场经济的框架内,稳定被赋予与经济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另一方面它的这个成功也加强了社民党政府调控经济的信心,而《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又没有对过程政策的范围和强度作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支持下过程政策逐渐被滥用,也就是说稳增长政策被逐渐滥用,财政赤字激增,国家不断加强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比如说这些干预包括增加补贴、不断的国有化、市场管制以及对人员的解聘的保护等措施,同时在政治精英与选民的诉求下社会福利持续扩张,更广泛的集体责任如企业共同决策权被引入。这些变化使得咱们前面提到的绩效原则和辅助性原则受到了侵蚀,完全竞争日益无法得到保障。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个变化也违背了席勒本人的经济政策理念,席勒同样重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他稳增长政策的出发点仍然是以不损害竞争秩序为准则的。用他的话说是尽可能的竞争,必须的时候计划,但是过度的稳增长政策是他所坚决反对的,1972年席勒本人也因为反对过度的稳增长政策而辞职。

  这个时候的德国,在货币政策领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价格稳定作为宏观经济目标被写入《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但1970年后,美元的危机不断加剧,德国马克不断受到国际投资资本的冲击,在固定汇率下,德国货币政策进退失据,最终德国外汇市场被迫于1973年3月1日关闭,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终结,联邦德国从此也无须再承担汇率干预的义务,而重新获得了国内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权,尽管当然欧洲货币联盟体系的这个干预义务始终存在,但是在很长的时间内它对于联邦银行自助性的危害远远没有与美元挂钩那么大。也就是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联邦德国政府事实上是重新获得了对自己货币的控制权,但是如果按照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则来讲,那它的任务只剩下一点就是确保国内的价格稳定。但是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货币政策自主权的联邦银行,在联邦银行法有义务支持联邦政府一般经济政策条款的约束下面,它的货币政策却不断受到了社民党政府稳增长政策的强烈影响和摇摆不定,也就是说货币政策脱离了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约束,却开始受制于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加上不断扩张的财政政策、石油危机以及不合时宜的工资增长政策等因素,联邦银行无法履行其确保价格稳定的货币政策职责,通货膨胀率一路走高。这是1966年到1982年的德国各项经济数据指标的表现。在这一个时期与上一时期不同,在1950年到1966年德国的经济增长率长期高于通货膨胀率,而我们在这一张图上可以看到它的通货膨胀率反超经济增长率,也就说经济发展低迷而通货膨胀却一直高企,而失业率也在不断地攀升。它的直接社会支出占社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大,而财政盈余也在不断缩减,到最后甚至出现了财政赤字,这是这一时期的这个德国经济的表现。

  在这一个时期德国的价格稳定和竞争,完全竞争,都没有办法得到确保,竞争秩序受到了伤害,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社民党政府经济政策它逐渐偏离了社会市场经济的理念,甚至这一个理念本身也都被贴上过时的标签。在石油危机和转型结构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德国经济增长乏力,通胀高起,失业率不断攀升,赤字开始频繁地出现,社会福利的开支也在急剧地上升。然后在这个形势下,赫尔穆特·科尔领导的联盟党于1982年重新执政,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为增强德国的竞争力,科尔宣布回归社会市场经济原则,科尔政府的口号是从更多国家到更多市场,他们希望再这个重建竞争秩序。他一方面赋予价格稳定,确切地说是国内价格稳定以优先的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削减财政赤字减税和税制改革,缩减社会福利支出,推行私有化,减少市场管制和推动欧洲一体化等措施来促进市场竞争。

  在这一系列政策的影响下,德国经济在1980年代重新焕发活力,经济增长率在这一时期又逐渐超过物价的涨幅。失业率也开始,上升的这个势头也被遏制住,并从1983年开始逐渐往下缩减。而财政盈余也开始逐渐出现,社会开支,社会福利的开支也在逐步的缩短。这一时期的德国经济复苏、物价稳定,这是1981年至1991年德国统一前夕的德国,经济复苏、物价稳定,出口与经济总量增长强劲,失业率也开始降低,政府财政盈余重新出现,社会开支也开始收缩,经济的良性发展为两德统一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市场经济本身也被作为,首次被作为共同的经济秩序写入了1990年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签署的国家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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