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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琨:什么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2017-01-03 10:33:00 学习中国 胡琨

  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胡 琨

  我们现在来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社会市场经济这一术语最早见于阿尔弗雷德·阿尔玛克1947年出版的《经济统制与市场经济》一书,这一理念的思想基础是德国新自由主义。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这个德国新自由主义与我们一直所谈论的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理念为代表的西方当代新自由主义有所不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所讲的德国新自由主义,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德国很多学者,鉴于古典自由主义理念所产生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反思,在对古典自由主义扬弃的基础上所得出来的思想成果。

  德国新自由主义源于经济自由主义者对自由放任经济和国家干预主义所导致问题的反思。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下半叶关于社会政策的讨论。

  1932年,亚历山大·吕斯托夫在德国社会政策年会上提出自由干预主义,被普遍视为德国新自由主义创立的标志。对德国战后经济政策起主要作用的两个德国新自由主义流派分别是社会新自由主义和弗莱堡学派。

  我们现在来讲一讲这两个学派的各自的一些情况。德国社会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吕斯托夫,他不赞同亚当·斯密是自由主义和自由放任的经济,也就是我们说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但是也反对无序和过多的国家干预,尤其是计划经济,而主张在强大的国家支持下建立和维护一种广泛的、兼顾市场经济和民主的社会秩序。受基督教社会教育的影响,人被置于这一自由秩序的中心,因此政府不仅要通过经济政策落实竞争原则这一市场经济根本协调机制,以实现经济增长,确保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另一方面还要实施被称为活力政策的社会政策,以满足人更重要的文化、教育、家庭、伦理和宗教等需求,使人享有充分的自由,以合乎人类尊严的方式存在。因此在这一秩序中经济和社会目标并重,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不会导致社会目标必然实现,而只是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而社会目标虽然是终极关怀,但却只有市场经济才可以为其提供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因此全面的社会政策虽然必不可少,但不应该与市场经济有所冲突,而必须遵循绩效原则和辅助性原则,使之朝着市场规则方向前进,加快而不是阻碍市场的自然进程。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威廉·勒普克的相关表述中,他们的观点带有明显的马克斯·韦伯所开创的经济文化社会学痕迹,所以被称为社会学新自由主义。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这个绩效原则和辅助性原则,这两个概念和后面要提到的绩效竞争和消费者主权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中竞争秩序的逻辑基石。

  而弗莱堡学派与社会学新自由主义从反思自由放任的经济出发不同,他们更多是在捍卫市场经济、对抗国家干预的基础上建构新自由主义理念。出于对市场经济本身即可以保障个人自由和提高经济效率的信念,弗莱堡学派对国家干预有着极强的警惕意识,他们认为国家干预经济过程会从根本上危及经济绩效和人类尊严。但同时他们也认为没有规制的市场也必将会危机市场本身,因此国家需要建立一个上帝所要的,有运作能力的,合乎理性或人和事物自然本质的经济社会秩序,来保障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而建立在绩效竞争与消费者主权基础之上的完全竞争可实现这一目标,而可以确保市场完全竞争的经济秩序则被称为竞争秩序。因此弗莱堡学派在区分经济秩序和经济过程的基础上,主张国家应避免直接干预经济过程,即过程政策,而须专注于落实竞争秩序,即秩序政策,以实现社会财富的增长和个人自由。

  当然弗莱堡学派同样也关注社会问题,也不反对实施必要的社会政策,但他们更多认为社会政策更多是因为竞争不充分导致的,尤其是各种形式的垄断,只要确保了竞争秩序,市场经济就可以使得社会问题迎刃而解。就此而言,他们认为秩序政策本身就具有社会性,是最好的社会政策。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不仅仅是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而它本身就具有社会性。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欧肯、伯姆和米克斯,他们在战后的德国经济政策中都发挥了相当巨大的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新自由主义和弗莱堡学派他们是有一些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社会学新自由主义它更多是从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出发,而弗莱堡学派更多只是从反对国家的干预出发。同时相对于弗莱堡学派,社会学新自由主义要求对经济过程进行必要的干预和实施更广泛的社会政策,而弗莱堡学派则强调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最好的社会政策。但是尽管如此他们都主张国家负有优先创建与维护一个确保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的经济社会秩序及竞争秩序的责任,以实现个人自由与经济绩效。所以他们都被统称为所谓秩序自由主义。

  然后我们现在来谈一谈之前提到的四个重要概念,绩效原则、辅助性原则、绩效竞争、消费者主权。所谓的绩效原则与绩效竞争,就是说竞争的对象是绩效,而不是关系或者运气等因素,消费者主权则指的是决定竞争成败的是消费者,而不是别的行为主体,比如说政府或者银行,而辅助性原则则是政府的行动原则,只有在国民无法自救的时候才能实施救助,而不是包办国民的一切福利。总而言之,辅助性原则促使人无法好吃懒做,而是需要参与到经济竞争中去,因为如果你自己不努力尝试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人有义务去救助你,只有在你尽力却仍然无法保证体面生活的情况下,政府才会出手。这个原则促使个人和企业会积极参与到经济竞争之中,而在经济竞争中则受制于消费者主权,在消费者主权下,个人或者说企业的成败取决于消费者的选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胜出竞争的唯一方式就是不断致力于生产出更加物美价廉的产品,争取消费者买账,这就是所谓的绩效竞争。在这种体制下,辛勤劳动和不断的创新就是个人与企业为了生存自然而然的必然的选择。这也就是经济政策只要遵循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德国经济总能有不俗表现的根本原因。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在某种体制下,个人或企业是否能够赚到钱,不是取决于消费者的意愿或者说产品本身,而是取决于有没有政府关系或者银行关系,那么劳动和创新就不会是必须的选项,社会的聪明才智就会被其他的活动所浪费,那么经济发展就很有可能走向歧途。

  然而秩序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念,要在社会主义理念盛行,对市场经济充满疑虑的战后德国得到广泛认可与接受,无疑面临巨大的挑战。在这个背景下,秉承社会新自由主义理念的米勒·阿尔玛克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概念及社会的市场经济。前面提到德国老百姓不是认为社会市场经济不社会嘛,那么阿尔玛克告诉你们,我这个经济模式是社会的,德国民众对市场经济的巨大疑惑就此也得到了化解。阿尔玛克的这个创新我想可以与我们改革开放之后的许多创绩相提并论。米勒·阿尔玛克认为就服务于共同利益,满足社会正义和个人自由的诉求来说,市场经济被证明是相当有用的工具,但出于社会学新自由主义的立场,他不认同弗莱堡学派秩序政策便可以自动实现经济绩效与社会和谐的观点。而主张有必要通过一定的过程政策和社会政策来实现经济社会目标,即寻求建立一种市场经济为基础,兼顾个人自由、经济增长与社会安全的社会秩序。同时他也跳出了社会学新自由主义理想化理念的禁锢,主张经济社会秩序不是既定与一成不变的,而是应该在坚持市场自由和社会平衡原则的前提下,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相适应。因此,米勒·阿尔玛克一方面借助引入社会这个定语和相应的过程政策和社会政策主张,来应对战后浓厚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挑战,但另一方面面对战后物资严重短缺的状况,他克制甚至隐藏了自己要求实施广泛社会政策的诉求和更专注于建立与维护竞争秩序,以满足迫于眉睫的经济增长需要。

  在这种实用主义取向的影响下,社会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各种理念包括社会学新自由主义、弗莱堡学派、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教义和新教伦理等共容,并不断演化、开放的经济制度。在这个框架下,不同立场持有者可以各取所需,并从各自理念出发理解和塑造这一制度,特别是“社会”这一定语可被多样甚至完全对立的解读。就此而言,社会与市场这一看似矛盾的词语,它们组合在一起,却相当符合当时德国的社会环境。因此这一概念被艾哈德借用之后,很快就被德国社会所普遍接受。但同时社会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具体的经济社会模式,它的实践也因此持续地处于各种力量的博弈的张力之中,从而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甚至是背离其初始理念的表现。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米勒阿尔玛克本人,虽然他将竞争政策、价格政策、外贸政策、货币和信贷政策、景气政策以及社会政策等影响经济过程的过程政策罗列出来,他除了强调这些措施须与市场相适应之外,但对于如何实行这些措施,以及这些政策之间的相关性也没有进行过细致的论述。所以从一开始,社会市场经济就不是一个严密的和既定的方案,而更多代表的是一个走市场经济道路的方向。

  然而但是也并不是说社会市场经济它就是不明确的,它的根本的理念并没有偏离秩序自由主义的立场,它的基本出发点仍然是只有一种市场竞争秩序才有可能提高人民福祉和导向社会公正。因此尽管与米勒·阿尔玛克把市场经济视为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有所不同,艾哈德在理念上更接近弗莱堡学派,他认为经济政策越有成效,社会政策的救助就越是没有必要,也认为获取和确保各项福利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竞争,即竞争秩序本身就有社会性,但是它通过竞争实现富裕与人人享有富裕的秩序自由主义立场却是与米勒·阿尔玛克相一致的。

  在他们这些社会市场经济之父看来,社会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也不是提供完全保障的福利国家,而是一种注重社会的特殊类型的市场经济。是根据市场经济规则运行,但辅以社会补充和保障通过实施与市场规律相适应的社会政策,来有意识地将社会目标纳入的经济制度。在这一制度中,借助竞争秩序实现的经济增长是社会福利的基础,增长政策优先于分配政策。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经济政策须遵循经济理性与社会关怀相结合的原则,面对不同社会环境的挑战,应优先建立和维护市场完全竞争的经济秩序,然后辅之以必要的过程政策和社会政策,以提高经济绩效和实现个人自由,同时任何过程政策与社会政策都应遵循绩效原则与辅助性原则,使之朝着适应而不是破坏竞争秩序的方向推进。简而言之,是否坚持市场竞争秩序这一核心主张,是考察德国战后经济政策实践是否遵循社会市场经济理念的关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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