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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海峰:五伦观念的再认识

2017-11-08 14:24:33 中国社会科学网 景海峰

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在其所谓道德性,即人伦规范的确立、生命之伦理意义的揭示,和根源于人心的内在德性经由家庭、宗族、社群、国家等形式而最终得到落实。在儒家众多的伦理观念当中,“五伦”是最基础性的一个,它是整个道德系统的起点、社会性人际关系网络的主线,也是所有礼教活动赖以建基的中轴和良好社会风尚得以存续的根本保障。五伦观念经过先秦儒家(特别是孔、孟)的思想凝聚和义理提升之后,在后续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发展过程当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成为所谓“纲常名教”的中心,深刻地影响着华夏文明的价值选择、精神气质和基本走向,也规范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之社会群体及个人行为模式和立身处世的根本准则。

然而到了近代,随着中国文化的日渐衰败,其核心价值一步一步地遭到了根本的质疑、否定乃至颠覆,五伦观念首当其冲,差不多到了被彻底抛弃的边缘。1940年,正当抗日烽火连绵、民族危亡之际,贺麟先生写了《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就五伦观念与中华文明的内在关联做了深刻的阐释,既提撕民族精神、鼓舞士气,也纠弹了社会思潮之偏谬。迫于当时的危难之局,贺先生无意于琐碎考证,而是单刀直入、径凑义理,就思想之意涵作了简洁明快的揭示。顺着这个话题,我们今天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再来作思考,其中既包括历史性的考究,也有急待反思的现实境遇等事项。特别是在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疏离与批判之后,五伦观念的负面印象已深刻人心,这时重新来作清理或认识,似很有必要。

五伦观念根源于华夏文明的远古时代,是和人文教化生发的漫长历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到了春秋晚期,周礼崩坏,纲常堕挫,孔子力挽狂澜,重新强调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伦常规矩。而“五伦”的完整表述,则要迟至战国中期由孟子首先提了出来。所谓“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里,孟子只讲到了五种人伦关系之间的交互性,而并没有区分主次的意思。《中庸》言“天下之达道”,谓:“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又论天下国家之“九经”: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礼记·中庸》)

这其中也明显包含着君臣等人伦关系中相互对应性和互敬互爱的意思,并没有后来通常所强调的尊卑、贵贱等思想,更无所谓严格的等级之分和不可摇夺的上、下位之区别。

最可注意的是《荀子》里面的一段话:“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荀子·非十二子》)这里,虽然也讲了五种人际关系,但是大不同于《孟子》之“五伦”,可以说是别有创造。首先,这五种关系基本上反映的是社会层面的属性:君臣可以理解为国家、公共领域里的关系;乡党为邻里、社区里面的关系;“长”可以是亲缘的,也可以是非亲缘的,只表明一种年龄上的差别;“友”则是平辈的、普通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不以血缘为主轴,更没有有意地放大人伦关联的自然背景,而是就社会交往中可能发生的联接来立论,甚至有意地撇开了夫妇一伦,将狭义的家庭关系相对地隐去,从而突出了人际关系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其次,这些关系中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只有自然形成的差异,人们只要顺着自然之势,践履应尽之礼,按照交互性的原则和不觊觎、不僭越的正常态度去对待就是了。关键在于相互之间的“爱”与“敬”等平等性和包容性内容,而这些关系的双向要求、相互制约性和应尽的责任都包含在了交往的过程当中。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荀子还考虑到了自然势差的调节问题,即贵者、长者等拥有自然优位和处于强势的一方,怎样合理地行使手中的权力,发挥对社会应有的责任,主动地调节好与贱者、弱者的关系,才能保障社会生活的和谐。“告导”是依经验之丰富、信息之优厚而担当起教化一般民众、引领社会风气的责任;“宽容”是居上位、处优势的一方因为有主动权、易于把握和选择,而应该采取的一种根本的态度。做到这些,社会就能清明,人人各得其所,“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

就人伦关系的自然顺序而言,它是起始于血亲的联结,本之于自然的交往,正如《白虎通义·号》中所描述的:“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这些基本关系的确立是和文明的创化完全同步的,因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伏羲,同时也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华夏人文始祖。在《周易》的《序卦》中,曾经对人伦关系的产生过程做过这样的一番描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在这里,人伦关系中夫妇居先,父子、君臣紧随其后,完全是依照自然发生的顺序来排列的。《中庸》里面也说过:“《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周易》之“咸卦”象征着男女结合为夫妇,对此,《荀子》说道:“《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荀子·大略》)后来,东晋干宝的《易》注也对这段话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此详言人道三纲六纪有自来也。人有男女阴阳之性,则自然有夫妇配合之道;有夫妇配合之道,则自然有刚柔尊卑之义;阴阳化生、血体相传,则自然有父子之亲;以父立君、以子资臣,则必有君臣之位;有君臣之位,故有上下之序;有上下之序,则必礼,以定其体义,以制其宜明。”(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七引)这都说明,自然之顺序和血亲之基础,在早期的人伦系统建构当中,始终处在核心的位置。

从人伦关系的自然产生之序来看,当然是夫妇为先,这是人类社会伦理构造的始点;但随着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和社会制度安排的多层性发展,自然的排序便不是唯一的了,甚至在慢慢地发生着改变。清初毛奇龄(1623—1716年)就对此做过一番梳理性的描述:

盖古经极重名实,犹是君臣、父子诸伦,而名实不苟,偶有称举,必各为区目。如《管子》称“六亲”,是父母、兄弟、妻子。卫石碏称“六顺”,是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王制》称“七教”,是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礼运》称“十义”,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齐晏婴称“十礼”,是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义、妇听。祭统称“十伦”,是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白虎通》称“三纲六纪”,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诸父、族人、诸舅、师长、朋友。虽朝三暮四,总此物数,而“十伦”非“十义”,“五道”非“五常”,《中庸》“三德”断非《洪范》之“三德”……(《四书剩言》卷二)

这种复杂的称谓系统和排序多样化的演变,说明人们对人伦关系的理解和认识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也经历了一个相当繁复的调整过程。总的说来,在自然联系的基础之上,五伦话语的血缘色彩的突出,和中国传统社会的村社结构、宗法制度,以及人际交往的封闭性与狭窄空间有着极大的关系,因而“亲亲”的氛围始终环绕在各种人际交往的场景和活动之中,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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