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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海峰:叶适的社会历史本体观

2017-11-08 14:24:11 中国社会科学网 景海峰

南宋浙学三家,金华学派以“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见长,敛藏收养,不争校是非,再加之吕祖谦英年早逝,植基未广,其学术面貌遂为朱子所掩。永康学派独赖陈亮撑持其间,并世大儒朱、张、吕,及陆氏合力攻之,一木难支,遭尽贬斥,至有与陈傅良相较,“一龙而一蛇”之喻(全祖望语)。唯有叶适集大成的永嘉学派,以经制言事功,能与朱子之闽学和江西之陆学一争短长,故《宋元学案》谓:“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水心学案序录〉)又永嘉学术,远承洛学,脉流纷杂,主之事功,颇近刑名,至叶适方综之有统,会之有元,以独特的学术面貌确立了其不移之地位。故《宋元学案》又谓:“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同上)永嘉学能与朱、陆相抗衡,就在于它形成了一套既不同于道学本体论,又不同于心本论的社会历史本体观,而叶适用皇极一元的观念把这些思想整合为一体,加以系统化、哲理化,使之上升到了相当高的历史理性水平。

一、皇极一元论

《水心别集》之“进卷”部分有一个明显的逻辑系统,这就是以“皇极”为中心,以“大学”、“中庸”为两翼,以君德、治势、国本、民事、财计、官法、士学、兵权等外王事功为叙事对象,以五经、诸子、史乘为证言的社会历史本体观。其中,“皇极”概念的突显和系统化,在叶适的社会历史哲学中实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其以经制言事功的重彩之笔,也是其能超逾陈傅良、陈亮等,为事功之学奠定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的关键之处。

“皇极”概念语出《尚书·洪范》,为“洪范九畴”之一,位居五。《汉书·五行志》解“皇极:皇建其有极”谓:“〈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皇,君也。极,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视、听、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则不能立万事。”应劭注《汉志》曰:“皇,大;极,中也。”汉人引经文多作“皇极”,也有个别今文家作“王极”,郑玄注于此已做辩白。皮锡瑞认为“郑解王极之义甚精,则《大传》本当为‘王极’”。又分析今文三家传本之不同,作“王极”者当是欧阳本,而班固等习夏候本,故《汉书》系皆作“皇极”(见《今文尚书考证》卷十一)。由此,可知汉代注家对“皇极”概念的解释已成两系,用伏生《大传》作“王”之本,训“皇”为“君”,其余的皆训“皇”为“大”;而于“极”则均训作“中”。就内容而言,西汉今文家侈言阴阳灾异,于“洪范九畴”多作五行解或天人感应的机祥论,夹杂谶讳,荒诞不经,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将夏候的《洪范五行传》列入了《书》纬。而贾逵、郑玄等人的古文《尚书》学,虽于〈洪范〉的历史真实面貌有所是正,但章句陋儒,难以对“皇极”的历史本体意义做出思想发挥。稍可注意的是东汉后期的应劭、王符等人,对“皇”字的历史文化根源性已有所照察,《风俗通义》皇霸篇和《潜夫论》五德志均隐约闪现出后来叶适所要表达的某些思想。

真正将“皇极”概念上升为一种历史文化意识,做系统的哲学发挥,是入宋以后的事。随着义理之学的兴起,对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说明也进入到一个较为理性化和更具本体论色彩的时期,皇极观日渐显豁,成为宋学论辨的重要主题之一。叶适指出:“近世之学,虽曰一出于经,然而泛杂无统,泂洑失次。以今疑古,以后准前,尊舜、文王而不知尧、禹,以曾子、子思断制众理,而皋陶、伊尹所造忽而不思。意悟难守,力践非实。凡此类当于《书》求之。”(《习学记言》卷五)“文字章,义理著,自〈典〉〈谟〉始”,他依照《尚书》系统,“总述讲学大旨”,构建了一个“道始于帝尧”,历舜、禹、皋陶、文王、周公,至孔、孟的道统(见《习学记言》卷四十九)。这一统绪远追唐、虞、三代,强调儒家文化的历史根源性,肯认朴散为器之前的那个“道”。“道不可见。而在唐、虞、三代之世者,上之治谓之皇极,下之教谓之大学,行之天下谓之中庸,此道之合而可名者也。其散在事物,而无不合于此,缘其名以考其实,即其事以达其义,岂有一不当哉!”(《水心别集》卷七,〈总述〉)在这三个层面中,道是不可见、无以言的隐匿性存在;皇极、大学、中庸合而见道,是可名之道的具体体现;而万事万物皆能合于此道体,缘名考实,即事达义。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和文物典章的积累而言,皇极是明道证物的枢纽,是社会历史观的核心,具有形而上本体的意义。

具体说来,叶适的皇极观包含了以下三重内容。一是作为社会本体之皇极,它是“道德之本,众理之会”,总天下万物之极。圣人“执大道以冒之”,使天下“有以为异而无以害异”,成就社会历史的总纲维。从一多关系来讲,皇极是一,万物是多。〈洪范〉中皇极以一御八,就像〈系辞〉“其一不用”的太极,含具万有。二是建皇极,“皇极无不有也,而其难在于建”,即如何达到历史理性的完善化、完美性,接近道体之全。皇极无所不备,无一偏漏,自尧以下,圣哲接踵,无不以建其大极为目标。但真实的历史情景是,“安于逸乐而不知建,则其极倾挠而日危;困于寡陋而不能建,则其极疏阙而难居;有所制而不暇建,则无极而自亡;自出其智力而不以众建,则亢爽而不安;以众建而不能大建,则其极朴固陋近,可以苟安而不足以有为”(《水心别集》卷七,〈皇极〉)。所以叶适说:“余于皇极而叹古人之道至是散矣。”“皇极虽多立善意以待其臣,然党偏已扇、虚伪已张、廉耻已丧,欲救于末流甚难。君德日衰,臣节日坏,是使帝王之道非降为刑名法术弗止矣,悲夫!”(《习学记言》卷五)建皇极所呈现的是历史理性内在的张力,是历史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乖谬、无奈与凄凉。三是“识其所以建”,即何以建皇极、如何达于其极,以及认识和判别历史的方法,这是比建极更复杂、更困难的事。叶适以《大学》、《中庸》为辅翼,着重发挥“始止于善,终明于德,不待外物而自为正”的存心形意之说,以及中庸“济物之两而明道之一”的辩证方法和“中和”、“养诚”之旨。然后分析建极之制度形式,佐之以史志人物,以说明何为历史合理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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