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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奚:墨学中绝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

2017-10-25 15:52:35 《哲学研究》1996年第12期 白奚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她又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传统文化中缺乏的内容,可以说正是现代化建设所不可缺少的东西,对这部分内容的研究,是我们弘扬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各家学说地位平等,互有高下,古代文化的发展处于十字路口。特别是墨家学说,与儒家并为两大显学,具有许多迥异于儒家的优秀特质,代表着中国文化另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历史选择了儒家,墨学中绝,汉代的独尊儒术,确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和特质,虽不能说是由儒家学说一家决定的,但与儒家学说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状况确有密切的关系。诚然,墨学的中绝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但从文化的角度看,它使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许多本可能具有的优秀品质,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本文试从墨学同儒、道、法诸家学说的比较入手,阐明墨学中绝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与走向之间的关系。

在司马谈概括的六家中,儒、道、名、法、阴阳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持明确的排斥态度。只有墨家学说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科学精神,重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应用技术的探讨。在墨家学派的集成著作《墨子》中,保存了这一学派对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许多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在中国科技史上乃至世界科技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墨者集团中多能工巧匠,他们与脱离生产劳动的其他学派不同,边从事生产劳动边进行学术活动和科学研究。在生产劳动中,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把这些技术经验加以总结和升华,提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在数学、物质结构、时空与运动、声、光、电、力学、几何学等领域都有深入而卓越的研究成果。在墨学的科学思想中,既有严谨的实验精神,又有严密的逻辑方法,这些对于科学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在墨学的科技结构中,不仅具备科学理论、实验和技术这三个要素,而且具有三要素之间互相推动的循环加速机制,这同近代西方的科技结构是一致的。要之,墨学为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很有利的道路,也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发展方向。正如胡适评论墨家时所说:“无论当时所造诣的深浅如何,只看那些人所用的方法和所研究的范围,便可推想这一支学派若继续研究下去,有人继长增高,应该可以发生很高深的科学,和一种‘科学的哲学’。”(《中国哲学大纲》卷上第十二篇第三章》)墨学的中绝,无论是对古代科学技术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都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这种注重科学的精神是墨学的一大特色,在当时就与其它各家学说格格不入。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第30章),《汉书·艺文志》概括儒家为:“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政治、伦理是儒家学说的全部内容,亦是儒家教育的全部内容。《论语·述而》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史记·孔子世家》亦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科学技术之于儒家从一开始就是没有地位的。孔子主张“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他要培养的是品德高尚、精于治国安邦之道的君子和政治家,而不是只通晓某种特殊技艺的“器”。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这个“道”即是儒家苦苦追求的真理或“主义”,君子应以“道”为职志,以仁德为依据,至于“艺”,于闲暇无事时游于其间就足矣了。其中道理,孔子的学生子夏说得清楚:“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虽有一定的可观之处,但毕竟是“小道”,不可在这方面走得太远。孔子轻视科学技术的态度对他的后继者们影响极大。孟子认为耕织、制械、陶冶等各种技艺都是“小人之事”,应由“劳力”之“小人”去做(《孟子·滕文公上》),而“劳心”之“大人”则应以“平治天下”为己任。由此,他批评弟子彭更的观点是“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孟子·滕文公下》)。荀子对科学技术亦持不屑为之的态度。在他看来,科学技术“虽能之无益于人,不能无损于人”,“不知无害于为君子,知之无损于为小人。”(《荀子·儒效》)只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辨治乱”、“治人道”(《荀子·解蔽》)的才是有用之学。对于自然的态度,荀子虽主张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命题,但他却不主张研究自然,对探索自然没有兴趣,他说:君子“其于天地万物也,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荀子·君道》)这是轻视科学研究的典型言论,代表了儒家对科学研究的一般看法。道家对自然充满了崇敬之意,但只是把自然作为赞美的伟大对象,而不是研究和改造的对象。他们注重的是对形而上之道的玄思和总体把握,对形而下的科学技术不感兴趣。在价值观上,道家以“自然无为”为取向,反对用智,也连带反对由智产生的技巧,其主旨与科学的精神是难以相容的。如老子曰:“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老子》57章)《庄子·天地》中的汉阴丈人拒绝使用“用力甚寡而见功多”的机械,声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正是道家对待科学技术的典型态度。如果说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儒家还只是不屑为之,道家也只是“羞而不为”,法家则是视之为有害,必欲除之而后快。这种态度以商、韩为代表的三晋法家最为典型。在他们看来,只有种粮和打仗才是对国家有用的,其他的一切行业都应取缔。他们视手工业为“末作”,称手工业者为“技艺之士”,认为“技艺之士”的危害,不但在于他们本人“避农战”,更在于他们对农战之民的影响:“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商君书·农战》)因而他们将“技艺之士”归为“六虱”、“八害”、“五蠹”之属,主张毫不留情地予以除灭。

可见,墨家是先秦唯一具有科学精神的学派。梁启超早就说过:“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梁启超《墨经校释·自序》,中华书局1941年版)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墨学不幸中绝了,吸收了道、法、阴阳诸家之长的儒家自汉代起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奠定了之后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与走向。自此以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成了中国古人追求的唯一目标,人们在政治、社会、人伦问题上倾注了几乎所有的热情,投入了几乎所有的精力。由于墨学的中绝,墨学所开创和独具的注重科学的精神随之淹没不彰,没能在传统文化中占据应有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从此便缺少了科学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虽然不能说没有科学技术的地位,但毕竟是地位不高。工艺技术轻则被视为雕虫小技,重则被斥为奇技淫巧。自然科学的研究被视为无用的“浮学”、“末业”,没有独立的地位,还得了一个“屠龙之术”的雅号,谓其难学而又无用也。在古代中国的学校教育中,科学始终被拒之门外,“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礼记·乐记》)成为千古信条。人们往往需要花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去研读儒经和磨练诗文技巧,却不会对科学技术投入一丝的兴趣与关注,这仅仅是因为前者是人们踏上仕途、改善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而后者却与功名进取无关。宋应星穷毕生精力完成了《天工开物》,在卷序中抒发了他的不平之气:“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这部百科全书式的科技巨著竟然失传了三百多年,本世纪初才由国外反传回来。倘若墨学没有中绝,墨学的科学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居应有的地位,科学技术在古代中国的地位和命运又何至于此!我们的祖先贡献给人类的又何止是四大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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