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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冯友兰与清华名教授

2017-11-10 16:48:06 中国社会科学网 王仁宇

清华大学教授刘文典学问大,资格老,持才傲物,眼中无人,曾半开玩笑地说,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一个是陈寅恪,一个是冯友兰,半个是唐兰,半个是自己。此话虽为戏言,亦足见冯友兰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们心目中的地位。

能则服人

自1931年7月到1949年9月,冯友兰一直是由清华大学文学院教授会选举被校长聘任为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抗战时期,他还兼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除此之外,冯友兰还担任过校秘书长,曾两度被推举为校务会议主席、主持校务。由此可见冯友兰在清华大学地位之重要,是清华大学的元老功勋。

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的现代学术体系和学术派别已经基本成形。清华大学文学院做得比较成功,形成“清华学派”。就个人而言,在“清华学派”众多的学者中,冯友兰的成就无疑是最大的。他不仅有研究治学之文才,而且有行政做事之干才,在事功和学术两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之余,冯友兰焚膏继晷,发愤著述。在清华大学的二十余年里,他先后写下了《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和《中国哲学简史》等传世经典。贯穿在这些著作的基本精神就是“中西贯通,古今融合”与“综合创新,旧邦新命”。他在学术上卓越的成就受到文学院教授们的敬佩。清华大学教授刘文典学问大,资格老,持才傲物,眼中无人,曾半开玩笑地说,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一个是陈寅恪,一个是冯友兰,半个是唐兰,半个是自己。此话虽为戏言,亦足见冯友兰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们心目中的地位。

宽则得人

清华大学文学院聚集了一批当时人文学科一流学者。1936年10月《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录》载文学院名录如下:院长冯友兰;中国文学系,主任朱自清,教授陈寅恪、杨树达、俞平伯、刘文典、闻一多、王力,专任讲师浦江清,讲师赵万里、唐兰,教员许维遹、余冠英,助教李嘉言;外国语文系,主任王文显、教授毕莲(美国人)、陈福田、吴可读(英国人)、吴宓、温德(美国人)、翟孟生(美国人)、钱稻荪、叶公超、华兰德(德国人)、陈铨、吴达元、专任讲师杨业治,讲师黄伟惠、秦善鋆,教员张锦宏、朱木祥、雷夏、史丕司烈夫(俄国人)、徐锡良、谭秀红,助教蒋思钿、王友竹;哲学系,主任冯友兰,教授金岳霖、邓以蛰、沈有鼎,专任讲师张荫麟,讲师贺麟,助教李濂、张岱年、王森;历史学系,主任蒋廷黻,教授刘崇鋐,陈寅恪、噶邦福(俄国人)、雷海宗,专任讲师张荫麟、王信忠、邵循正,讲师齐思和、谭其让,教员吴晗,助教扬风歧、何基、鲁光桓、谷光曙;社会学系,主任陈达,教授吴景超、潘光旦、李景汉,讲师杨堃,助教倪因心、史镜涵、苏汝江。抗战时期,冯友兰除了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外,还兼任西南联大大学文学院院长。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记载,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战八年间,文学院各系所聘教授名单如下:中国文学系,教授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魏建功、杨振声、陈寅恪、刘文典、闻一多、王力、浦江清、唐兰、游国恩,副教授许维遹、陈梦家、余冠英;外国语文系,教授叶公超、柳无忌、莫泮芹、陈福田、燕卜荪、黄国聪、潘家洵、吴宓、陈铨、吴达元、钱锺书、杨业治、傅恩龄、刘泽荣、朱光潜、吴可读、陈嘉、冯承植、谢文通、李宝堂、林文铮、洪谦、赵诏熊、闻家驷、陈定民、温德、黄炯华、胡毅、副教授袁家骅、田德望、卞之琳;历史学系,教授刘崇鋐、雷海宗、姚从吾、毛准、郑天挺、陈寅恪、傅斯年、钱穆、王信忠、邵循正、皮名举、向达、张荫麟、蔡维藩、噶邦福、吴晗、陆伯慈、副教授张德昌;哲学学系,教授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沈有鼎、孙国华、周先庚、张荫麟、冯文潜、贺麟、郑昕、容肇祖、王维诚、陈康、郭福堂、王宪钧、熊十力。这些都是国内当时一流的学者,出类拔萃,名扬天下;其中不乏千载难遇的旷世奇才,留名史册。这么多杰出文人学者聚集在一起,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学术史上也是少有的。他们聚集联大文学院,团结在冯友兰麾下。

大凡非常之人,多有非常之举、非常之行。人文学者更是如此。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借贾雨村说道,古来文人骚客,“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则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于千万人之中,其聪明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偶生于薄祚寒门,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娼。”其主要意思是说,历史上的艺术家和学问家多半性情乖僻,个性张扬。他们追求自由、不服管教;他们特立独行、桀骜不驯:或漂泊于江湖、逍遥于天地,或隐居于山林、寄意于风月;或浪迹于青楼、纵情于声色;或遨游于诗书、托志于琴棋……唯独不喜欢折腰于权贵,奴役于庸夫。现代以来,社会分工细致,职业分途多样,有了固定的文化界与艺术界,有了职业的学问家和艺术家,高等学府、文艺团体与科研机构等比较宽松和宽容环境为这些人提供了寄身之地、立命之处。他们研究范围不同,师承渊源复杂,学术观点各异,政治倾向不一,禀性脾气参差,兴趣爱好纷呈……怎样把他们团结起来,并做到和睦相处、和衷共济,确实是一件十分困难可又特别重要的事情。可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却做到了。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里,冯友兰自豪地写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这首先得益于众多教授的宽容处世与和衷共济,其次得益于院长冯友兰的得力领导。冯友兰连续被推举和聘任为文学院院长,足见他在教授们心中的位置。这首先来自冯友兰在学术上巨大的成就,赢得教授们的佩服,前面已有详述;其次是来自冯友兰对他们的尊敬、宽容和爱护,赢得教授们的爱戴。下面几个例子可做说明。

与闻一多的莫逆之交

早在罗家伦辞职,冯友兰代理清华校务期间,就聘请闻一多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此前在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因学潮之事被搞得精疲力尽。到清华大学以后,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开始自己生活安定、学术辉煌的生涯。闻一多和冯友兰在政治主张上不大一致,性格更是迥然不同,但不妨碍他们成为莫逆之交。抗战结束后,冯友兰赴美国讲学,还推荐闻一多一起去讲学,闻一多坚持在国内领导学生运动,参加政治斗争,没有去美国。闻一多罹难后,冯友兰特意致函梅贻琦,建议给闻一多续发薪水,并保留他在清华的住宅。(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后来,清华大学按有关规定不再给闻一多遗属提供住宅,其妻子儿女无处居住。当时冯友兰已经赴美国讲学,冯夫人邀请闻一多遗孀带领孩子们到自己家居住。(闻黎明:《百米斜街三号与闻一多遗属》,载《百年潮》2003年第8期)

赏识张申府、张岱年兄弟

1936年夏天,清华大学评议会因张申府在课堂上讲课随便,扯了很多与教学和课程无关的东西,加上带领学生参加反对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动,欲将其解聘。冯友兰觉得张申府思想敏锐,他提出他唯物、解析和理想结合起来的观点合乎时代潮流,争取继续聘任。但这一主张遭到以评议会主席叶企孙为首的大多数评议员的坚决发对。最后,张申府还是被解聘。冯友兰甚为惋惜。(朱自清:《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所幸他的思想传给其弟张岱年。在他的指引下,张岱年融唯物主义、分析哲学与中国人生哲学于一炉,建立“综合创新”的哲学体系,成为大家。张岱年也是冯友兰聘请到清华大学的。他对张岱年十分赏识,把自己堂妹介绍给张岱年,结为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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