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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海峰:学科创制过程中的冯友兰

2017-11-08 14:23:51 中国社会科学网 景海峰

作为现代知识体系重要内容之一的哲学进入中国学术语境已有百年的历史,仿照西方哲学的模式所建构的中国哲学史学科也差不多超过了80年。在这一学科早期的建构史上有三个标志性的年代:1914年,北京大学设中国哲学门,开设了中国哲学史课程,首次将这一学科观念引进了现代中国的教育体系。1919年,胡适在授课基础上,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为这一学科描绘出轮廓,确定了其基本的走向。1934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问世,以其系统性和完整性第一次呈现出该学术的全貌。从学科观念的接纳到学术体系的确立,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早期建构经历了约20年左右的时间,之后虽说是风云变幻、波相谲诡,在数十年间发生了无数的讨论、争议、歧离,乃至颠覆,但其基础框架和根本指向却从来没有动摇过。于今,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哲学史”依然是胡、冯时代所奠定基础的那个学科的模样,它的生命力正通过专业建制、课程体系和千篇一律的教科书发散出来。

在这一学科建构的历程之中,冯友兰无疑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他的《中国哲学史》获得极高声誉,流布之广,并世无双,成为当之无愧的学科典范。再加之冯先生孜孜以求,以“三史释古今”的曲折而漫长的人生经历,谱写了一个现代哲人的动人心曲,折射出这一学科所有的荣耀与悲哀、欢欣与痛苦,所以他也就成为本世纪最受人关注和影响最大的中国哲学史家。就像我们要学习中国哲学史不能不读冯友兰的书一样,欲反思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构历程和所面临的复杂问题,也不得不从冯友兰入手。厘清冯学,思过半矣!本文以学科创制过程中的冯友兰为议题,围绕中国哲学史学科建构的早期历史,对这一现代知识系统的形成做些分析,以期对传统学术的形态转换有一深层次的个案性了解和说明。

一、建构前史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出现,有两个基本线索可作源头之追溯。一是从晚清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经过汉宋、今古文、经子三大争论之后,经学的威权彻底跌落,传统的学术形态分崩离析,漂散的碎片纷纷向历史学凑泊,形成丰腴的资料环境。[1]二是直接由外方输入,特别是日本的影响,使得这一现代知识系统的催生成为可能。就学科化的结构性后果而言,显然第二种追述所能展现的意义更大些。

自西周在《百一新论》(1874年)中首次使用“哲学”一语翻译Philosophy之后,该语在日本学术界迅速流行,但要过25年之久,才影响到中国。[2]在江南制造局译书馆1899年的《东西学书录》上,哲学类译著尚用“理学”之名,到1904年的《译书经眼录》才改为“哲理”类。[3]戊戌后,避祸东渡日本的文廷式(1856——1904)是当时与日本学界交往较深的人物之一,其《纯常子枝语》中有四、五处探讨及哲学的译名问题。针对下田次郎、井上圆了等日本学者的解释,文廷式认为,为避宋明儒家之旧号,可不用“理学”之名,但深究其义,译为“智学”似优于“哲学”之说。[4]大约在1902—1906年间,围绕学术分类和学堂章程等,就哲学概念的合法性问题,在保守的文化大员和开放的知识人之间有过种种辩论,构成了西学东渐长剧中情节生动的一幕。[5]早在1883年,井上哲次郎(1855—1944)就在东京大学开设了“东洋哲学”课程,揭开了中国思想史研究学科化的序幕。特别是他随后留学德国6年,全盘移植回了德国唯心论哲学,在新康德主义哲学史观的影响下,整理东方的思想资料,著书三种,全面开启了用西方哲学框架研究中日传统思想的欧化理路。[6]留德期间,井上即与陈季同相熟,回国后,又与陈毅、严修、文廷式等有过交往,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还两度刊载其文章,[7]可见这批中国早期的启蒙学者与井上是较为熟悉的,可能会受到他的一些影响。但“中国哲学”作为课程在北京大学开设,是1914年以后的事情,这比日本整整晚了30年。用西方哲学框架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学术著作之出现也要比日本晚30年以上。总之,在中国哲学的近代化和学科建构方面,日本是先行者,对中国的早期启蒙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早在1905年,王国维就已指出:“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8]当时是日本学德国,中国又从日本间接贩输,不止是西方哲学学理和方法,也包括学术的制度化机制和学科体系。如早期另一将德国哲学引入日本的重要人物服部宇之吉(1867—1939),不但用西方哲学将孔子的思想现代化,开辟了新儒学的宗教化路向;而且在1903—1910年间出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直接参与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制度擘划。[9]

在早期引介西方哲学,并且用西哲之观念与架构诠解中国传统思想的学人当中,王国维是最可注意的一位。他早年对德国哲学家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醉心与推举为人们所熟知,阐释中国哲学关键词的《论性》、《释理》、《原命》诸篇也历来受到重视。但直接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哲人做系统的研究,具有先秦哲学史雏形的一组文章,却因长久湮埋,不为学界论及,其在“中国哲学史”建构历程当中的价值也因之未得彰显。[10]

早在1903年,王国维针对张之洞等主持制定的《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中砍去哲学一科并加以种种罪名的情形,写了《哲学辨惑》一文,在为哲学的价值和尊严大声疾辨的五项理由当中,就有“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一项。他说:“今欲废哲学者,实不知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故。今姑舍诸子不论,独就六经与宋儒之说言之,夫六经与宋儒之说,非著于功令而当时所奉为正学者乎?周子‘太极’之说,张子《正蒙》之论,邵子之《皇极经世》,皆深入哲学之问题。此岂独宋儒之说为然,六经亦有之。《易》之‘太极’,《书》之‘降衷’,《礼》之‘中庸’,自说者言之,谓之非虚非寂,得乎?”[11]所以他系统研究了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列子、墨子及名家,和宋以下周敦颐、戴震、阮元等人的哲学思想,著文12篇,刊载于1904——1908年间的《教育世界》杂志上,构成了一个不算完整的中国哲学的历史系列。[12]在评述先秦诸子的思想时,王国维所采用的观念是哲学的,而非经学或清人考据之眼界,材料之选取、问题之掘发,也明显依照了西方哲学的模式和框架。如特别重视本体论问题,将形而上学思想置诸衡论的首位;将形而上学、伦理学、认识论等,实行充分的剥离,将原来浑沦的思想分而论之;注意思想方法论的归纳和整理,将墨学的“辩论之法”和名家学说放在重要位置等等。在论述的体例上,基本按照生平与著作、本体论(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论、名学(论理)等板块进行,这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中国哲学史”的叙事模式已相当的接近。在这些文章中,王国维还使用了大量的西方哲学术语,并不时的将中西思想进行参比,表现出强烈的互释互动意识,可以说开了近代中西比较哲学的先河。

可惜的是,王国维学凡三变,由哲而文而史,晚岁缄口不谈早年所治哲学之事,由他接引回来的德国——日本一系哲学史观也因此暂断了香火,未见来者。而当时传统的朴学一路,不论古文今文,无分浙学湘学,皆不可能有王氏之识见。如京师大学堂在1904年改制后,经科大学11门中有理学门,也讲些周秦诸子、程朱陆王之类,但未闻哪位讲者或哪门课程和后来的“中国哲学史”有丁点儿联系。[13]1913年,陈黻宸(1859——1917)二进北大,先是讲诸子哲学,不久北大有中国哲学门的设立,他便成为讲授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的第一人。[14]但陈的知识背景使之显然不具备新学之气象,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已做过生动恰切的描述。[15]从陈黻宸留下的讲义来看,他也试图用新的学科理念来剪裁和淘漉传统学术,但因新知太浅,缺乏系统,故所成甚少。如其《诸子哲学》以老庄为重点,兼及先秦各家,可称得上是民国时代子学研究的先驱之作。但他认为,“经子异派,而百家诸子之书,等诸小邦”,[16]在观念上仍以儒学为正统,虽肯定了诸子之价值,但仍不忍把经学屈尊与之平列。他的《中国哲学史》始于伏羲,终于姜太公,八万余字,尚未说到周孔,所述内容缺乏哲学理念,与真正的“中国哲学史”相去甚远。他说:“欧西言哲学者,考其范围,实近吾国所谓道术”,而“尽力于道术,得其全者”,便是儒学。所以,“儒术者,乃哲学之极轨也”。[17]而“东西异境,此心此理,闻名故创,按实则同”,哲学和儒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陈黻宸去世后,他的弟子马叙伦和另一老儒生陈汉章接任中国哲学史的教席,所讲内容也大抵相同,在本质上并不能超出介石先生多少。

如果说北大诸位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或仅为讲堂口宣,或印作讲义流传极少,那么谢无量由中华书局在191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便在形式上拔得了头筹,成为广为人知的开山之作。谢著分三篇论述中国哲学,区列为上古、中古、近世三个阶段。上古即先秦哲学,论述儒、道、墨、法、名诸家;中古即两汉至隋唐哲学,评点陆贾等汉儒及魏晋以后儒、释、道三足鼎立之思潮;近世即宋元明清哲学,谈及周敦颐以下达30多人。就体例而言,这部书具备了中国哲学通史的规模,比陈黻宸等人讲的中国哲学史要完整得多,在观念上也有不少进步,起到了一定的拓荒作用。但总体说来,该书的内容失之简略,取材不精,排列不细,论证不严,遗漏太甚,显得相当的粗糙。在具体的论述环节上,反不如王、陈等人著述的隽永耐嚼,识见似亦不及。特别是在哲学史观上,并没有融澈西学,所以难以在整体上对传统学术构成强烈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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