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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

2017-02-24 10:27:15 中国社会科学网 黄见德

西方哲学东渐,是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国仁人志士寻找真理、探索中国出路发生的文化现象。在世纪末文化反思中,如果通过深入的分析与全面的总结,对这一重要文化现象的各个方面取得清醒的认识,对于理解20世纪中出现的其他各种文化现象,对于今后中外哲学交流中自觉地依据哲学交流的规律吸取人类哲学智慧的优秀成果,迎接下个世纪中外哲学更大规模的交流与更高层次的会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里,仅就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的所以发生、学术成果、社会影响及其曲折起落的根源,简要地提出一些看法。

一、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所以发生

从西学东渐到西方哲学东渐,都是中国走出封建社会、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文化现象。所以,为了阐明这些现象的发生,必须把它们放在中国现代化、乃至全球现代化的过程中加以考察,才有可能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

大家知道,现代化“是代表一种先进的历史运动及其引发的社会变革的综合性概念”[1]。在这种历史运动与社会变革中, 不能只是局限在可见的器物层面,还应该包括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正如有的学者把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归结为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四大变迁那样,中国人民追求的现代化目标,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这几个方面变迁的实现。在这些变迁中,文化变迁不但是现代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而且它对其他几个方面的变迁还具有制约作用。然而,要使文化变迁得到全面实现,却是十分艰难的。一方面,因为“社会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依赖人的现代化”。[2]就是说, 现代化的最终实现要取决于不同价值系统和行为新模式的决择。这种决择是否正确,并且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代化进程中作为行为主体,即现代化的人的出现及其素质,而这在一定程度上都要依靠文化变迁、即建立与经济、政治、社会现代化相适应的新文化来实现。这就说明,文化变迁对于其他方面的变迁不仅具有制约作用,还因涉及现代化进程中思想行为的深层次,要使它实现变革,绝对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另一方面,当我国被动地卷进世界现代化潮流时却是在曾经有过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中起步的。勿庸讳言,在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不乏值得弘扬的优秀成果,但从基本倾向说,也不能因此否认其中确实存在着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甚至只能起阻碍作用的消极因素。由于它有强大的惰性与顽强的的生存能力,特别是经过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与提倡,当中国跨入现代化进程时,它作为文化背景,不但不能为现代化鸣锣开道,相反,在很大程度上还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及其进程。

如果说,实现文化变迁,建立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新文化,任务本来就十分艰巨,那么,加上前述文化背景,其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可是,文化变迁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来说,不但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而且它对现代化道路的开拓具有先导作用。因此,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如何进行文化变迁,建构现代化需要的新文化,便是摆在仁人志士面前的历史课题。在寻求这个课题的解决方案时,基于我国现代化起源的性质,他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虽然是一个后来者,有不利的因素,但可以借鉴实现了现代化国家的经验与成果。其中,从文化变迁与建立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新文化来说,通过引进已经完成了现代化国家的文化,有可能用较短的时间建立起适应本国经济、政治、社会现代化所需要的新文化。在这一点上,我国的先进分子出于历史的自觉,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认识的。例如容宏。早在19世纪下半叶前期,他就认为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3] 。“西学东渐”的主张,就是他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提出来的。这里所谓“西学”,是指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他认为只要输入西方文化,中国就会像西方一样富强和文明起来。通过这一主张的提出,把引进西方文化的目的明明白白地表达出来了,也把“西学东渐”发生的必然性清清楚楚地揭示出来了,充分说明它是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文化现象。

然而,19世纪后半叶“西学东渐”发生后,作为其中核心部分的西方哲学却没有紧跟其后“东渐”。这是由中国踏上现代化道路时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国人对现代化认识与对西学的选择决定的。如果说,社会条件的这种复杂性,对国人认识与处理中国现代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当人们一旦采取实际行动时,更会使事情复杂起来。因为当中国踏上现代化征途之时,也是中国陷入半殖民地之日。在当时的形势下,摆在爱国者面前燃眉之急的历史任务,是挽救民族危亡,使国家由贫弱为富强,以便抵御西方列强的侵害。然而当封闭的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之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又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中国在这段时间内却一落千丈。因此,当他们探索中国出路的解决方案时,目光便被西方迅速发展起来的现代文明吸引住了。于是一个严峻的局面展现在国人面前:为了图亡救存,捍卫国家主权,以保证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必须坚决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害行径。而为了现代化的前途与国家富强,必须首先有足够的力量对付列强,然后急起直追,争取早日实现国家民族的现代化,又需要向西方学习,借鉴他们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西学东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虽然有它发生的必然性,但它又是在这些内外条件的复杂环境中迈出脚步的。这就使“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一些界限模糊起来,增加了认识和处理反对侵略与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文化关系的难度。

因此,我们看到,中国的先进分子虽然殚精竭虑,艰苦探索,但是由于受到这些社会条件的制约,加上传统价值观念束缚形成的思维定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冲破,因而严重地限制了他们不能正确处理反对列强侵略与向西方学习的关系。其结果便集中表现在对西学的选择上,经历了一个极为曲折的过程。西方哲学东渐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中国仁人志士对现代化与对西方哲学认识的进步,“西学东渐”的内容从洋务运动时期的器物层,进到维新变法时期的制度层,再进到辛亥革命时期的观念层时,具有自觉意识与全面意义上的西方哲学东渐,才在19、20世纪之交出现了。虽然这个过程时到新文化运动期间才得以最后完成,但它是晚清“西学东渐”的发展,也是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文化现象,则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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