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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与自由范畴在近代西方哲学中的演进

2017-02-24 10:26:45 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传开

在近代西方哲学中,对必然与自由范畴的研究,是从弗兰西斯·培根开始的,他认为“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1](P345), 主张从知识中获取支配自然的力量,并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培根认为,认识自然主要是认识规定事物简单性质的本质和规律。他说:“由于形式的发现,我们就可以在思想上得到真理而在行动上得到自由。”[1](P347)很显然,培根已经意识到了自由在于认识和利用必然, 并包含有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与改造自然的关系的合理猜测。

霍布斯继承了培根的唯物主义决定论,认为无论自然现象或个人行为都受必然性支配。他否定在人之中有称为“意志”的任何力量,并宣称:根本不存在自由的意志,自由只在于“在他做愿意、期望、或者倾向于做的事情时,没有发现障碍。”[2](P41)这里的“障碍”,他认为既有来自外部世界的,也有来自行动者本身的。一个人在做某种事情时,如果这两种障碍都不存在,人就是自由的。显然,霍布斯所说的没有任何障碍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在他那里,必然和自由是互相排斥的。

洛克也认为,人的意志是受必然所支配的。他说:“我们如果能说他是自由的,那就使必然和自由合而为一,而且人亦可以在同时又是自由的,又是束缚的了。”[3](P217)在洛克心目中, 必然和自由也是相互排斥的。那种无思想、无意欲的存在物,在任何方面,都是受必然性支配的,不是一个自由的主体。人尽管有思想,有意欲,有意志,但没有能力阻止那种运动和事件发生,因此,人是不自由的。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人是自由的:“所谓自由观念就是,一个主因有一种能力来按照自己心理的决定或思想,实现或停顿一种特殊那样一个动作。”[3](P208)这就是说,自由是一种按照自己的选择, 执行或不执行的能力。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是自由的,超出这个范围就不自由了。很显然,洛克承认人有自由,而不承认意志是自由的,就是为了解决承认必然性,又承认自由所造成的矛盾。但他并没有解决这个矛盾。不过,他也有一些关于必然与自由的闪光思想。他认为,“由我们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并不是对自由加了限制”[3](P233),一个人自由地做傻事, 并不是真正自由的人,相反,人的行为受理性束缚,受考察、判断的限制,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这就是说,自由不是随心所欲的意志自由,而是在能力范围内的对一定必然行动的选择。他还认为,“我们如果受了必然性的支配,来恒常地追求这种幸福,则这种必然性愈大,那我们便愈为自由。”[3](P235)在这里,洛克把必然和自由联系起来了, 看到了必然和自由的相容性,从而深化了对必然与自由的认识。

在笛卡尔那里,物理世界是受必然性支配的。他说:“自动的机器虽然可以精确地进行其所适宜的运动,可是它们并不因此为人称赞,因为它们的运动的进行,乃是必然的。”[4](P14)因为它们没有思想。但人则不同,人是有思想的,意志的作用是思想的方式之一,它在认识真理和支配行动方面都是自由的。意志自由这一点同任何清楚明白的事物一样,是不能怀疑的。所以他说:“我们意志的自由是自明的”[ 4 ](P15 ), “人之能借意志自由动作,乃是一种高度的完善性质。”[4](P14)正是由于人具有自由意志,人在认识上才会有对与错的问题,在行为上会有受赞美和惩罚的问题。然而,自由从何而来,意志的自由和外部必然性的关系如何?笛卡尔只是把二者对立起来,并没有认识到它们的统一。

斯宾诺莎批判了笛卡尔的二元论,也批判了他所谓神是绝对自由和人有自由意志的观点。他说:“笛卡尔关于意志和意志自由的一切说法……是错误的。”[5](P239)神根本就没有属于人的那种意志。 “自由不在于随心所欲,而在于自由的必然性。”[6](P591)在神那里, 根本没有随心所欲的事情发生,一切事物只能永远以同样的必然性自神而出。神本身是由于自己的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的,所以神既是必然的存在,也是自由的存在。很显然,斯宾诺莎企图克服自由和必然的绝对对立。他明确指出:“对我来说,断言必然的和自由的是[相互排斥的]对立,是很荒谬的和违反理性的。”[6](P584)他认为, “凡是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决定的东西叫做自由。”[5](P4)他还专门讨论了达到自由的方法和途径, 即“讨论理性的力量,指出理性有什么力量可以克制感情,并且指出什么是心灵的自由或幸福。”[5](P236)他把自由和幸福看成是一个东西。 在如何达到自由的问题上,他认为“只要心灵理解一切事物都是必然的,那么它控制情感的力量便愈大。”[5](P243)那时,心灵不仅不会为情感所奴役, 并且可以驾驭它,从而达到自由。这样,对人来说,自由就在于对必然性的认识,从而达到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而在神那里,自由和必然达到了统一。神之所以是自由的,正是由于它是基于自己的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和行动。

可见,斯宾诺莎虽然否认人有自由意志,但他承认人可以达到自由。在他看来,受情感和意见支配的人是奴隶,受理智指导的人才是自由的:“自由人,亦即纯依理性的指导而生活的人”[5](P222)。 因为受理智指导,在认识了事物的规律和必然性后,就会以恬静的心情去对待它们,因而会感到自由。不过,他所说的自由,只是求之于内,而不诉诸于外,自由不是通过对必然的认识去改造外部世界,使它达到人的目的,而是使内心世界去消极适应外部世界,因此是一种局限于主观范围的自由。

莱布尼茨曾把必然和自由的问题视为人类理性常常陷入的两个著名迷宫之一,是“烦扰着几乎整个人类”[7](P55)的问题。在他看来,意志的自由,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种意义是当我们把它和心灵的不完善或心灵的受役使相对立时所说的,那是一种强制或束缚,但是内部的,如那种来自情感的强制或束缚那样。”[7](P163)在这种意义上, 人的心灵摆脱了情感的控制,就是自由的,这就是哲学史上斯多亚学派所说的自由。“另一种意义是当我们把自由和必然相对立所说的。”[ 7](P163)他认为第一种意义上的自由与我们的理智相关,而第二种意义上的自由则与意志相关。因此,他把意志自由定义为:“人们意欲理智呈现于意志之前的最强有力的理由或印象,也不阻止意志的活动成为偶然的,而不给它一种绝对的、 和可以说是形而上学的必然性。 ”[7] (P163)他解释说,理智对意志的决定作用不表现在给意志一种绝对的、形而上学的必然性,而表现在“只是使意志倾向于什么而不是必然地逼使它怎样。”[7](P163) 他还特别反对那种主张意志和理智完全对立而认为自由就是随心所欲的人们。他说:“他们是要用自由来违反一切能来自理智的印象而从事意欲,这将把真正的自由和理想一起加以毁灭,而使我们降低到禽兽之下的地位。”[7](P163)

为了解决必然与自由的矛盾,莱布尼茨把必然作了区分:或者区分为绝对的必然性和假设的必然性、或者区分为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和道德的必然性。假设的必然性是把上帝的预见和预先安排强加给偶然事物上的必然性,道德的必然性则是“使贤明者选择那最好的,使一切心灵遵循那最大的倾向”[8](P63)的必然性。他认为这两种必然性都无损于自由,都可以和自由统一起来。相反,形而上学的、绝对的必然性意味着“所有其他的办法就将是不可能的,是与假设相反的”[8](P64)。换句话说,是不能有自由的。但他又说:“如果把必然性理解为人的确切决定,以至对于在人的内部和外部所发生的一切情况的一种完全的知识能使一个圆满的心灵作出预见,那么一切思想既和它们所表象的一切运动一样是被决定的,则一切自由的活动就一定是必然的。”[7](P167)

可见,莱布尼茨关于必然和自由的思想不仅是唯心主义的,而且具有神学色彩。但他认为自由不是随心所欲,意志与理智是统一的,自由和某些必然(假设的必然和道德的必然)是统一的思想,毕竟把必然与自由范畴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休谟企图以怀疑论的观点来解决长期争论不休的必然与自由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承认客观必然性,把自由理解为摆脱这种必然性,那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所以他一方面否认物质世界有必然性,认为必然性不是客观事物所固有,而是我们思想中或想象中的“一种习惯性联想”;另一方面,对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自由概念加以修正,认为“自由如果和必然相对立,而不是和限制相对立,那它就无异于一种机会,这是一切人所不承认为存在的。”[9](P86)相反,“所谓自由只是指可以照意志的决定来行为或不来行为的一种能力,那就是说,我们如果愿意静待着也可以,愿意有所动作也可以。”[9](P85)他认为,这样一种自由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对意志来说,根本不存在一个客观的必然性与它相对立,所以他能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在他看来,承认这种自由对人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是法律上的赏罚所必需的条件。只有承认这种自由,行动者才应对他的行为负责。他的行为才会成为刑罚或报复的对象。还因为“自由对于道德也是一个必然的条件,而且人类的行为如果没有自由,也就没有道德上的性质,因而也不能成为赞赏或厌恶的对象。”[9](P89)由此可见,休谟是以怀疑论的态度来对待必然和自由范畴,是从法律和道德的需要来阐述自由及其存在的意义的。

在18世纪的法国哲学中,必然与自由的对立表现得特别尖锐。法国唯物主义者们都是机械决定论的拥护者,都承认客观必然性。霍尔巴赫认为,世界上一切都是必然的,不存在偶然性,并由此而否认人的自由。他认为自由意志决定论者的观点是错误的,而其错误的原因,“就是来自他们把人的意志看成是他的行动的原动力,而且,因为没有更远地加以追究,所以他们丝毫没有看到,使意志自身运动起来、或安排和改变脑子的那些错综复杂的原因,是独立于人,而人,在他所接受的印象中,是纯粹被动。”[10](P175)在霍尔巴赫看来,人和其它存在物一样,一切都按照绝对的必然性发生,什么也不能改变,人的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人的任何行为举止都是不自由的;不难理解,甚至根据神学家们的概念,人的自由意志也是一种纯粹的幻想。”[11](P76) “凡是自认为自由的人,只不过是一只把自己设想成宇宙支配者的苍蝇,虽然苍蝇本身事实上完全服从于宇宙的规律,不过自己并不知道。”[11] (P78)既然必然性是不可抗拒的,那么,“人在他生存的每一瞬间,都是在必然性掌握之中的一个被动的工具。”[10](P71)因此, 他公开提出:“人在他的一生中没有一刻是自由”[10](P177),只能听从必然性即命运的摆布。他说:“定命,就是在自然中建立起来的永恒,不变而必然的秩序,或是用自己所产生的结果去活动的种种原因之不能免的联系……支配物理世界的种种运动的必然,也同样支配着道德世界的种种运动,因而道德世界内的一切都服从于定命。”[10](P191)他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强调客观必然性,这是正确的,但由于他否认主观能动性和人的自由,因而最终得出了宿命论的结论。

狄德罗则不同,他认为人的意志既自由,又不自由。自由体现智慧的选择和意志的决定。“意志总是生于某个内部或外部的动因。某个当前的印象,某个对过去的回忆,某个欲望,某个未来的计划。说完这些话之后,我只用一句话来和你说一说自由,就是:我们最切近的行动乃是一个单一的原因的必然结果;这原因就是我们自己,是非常错综复杂的,但也是单一的。”[12](P183)就是说,人要做某种事的意志不是凭空产生的。就客观方面说,首先是外物的刺激造成印象,然后是在凭借印象而获得观念的基础上进行反省,经过反省而后产生愿望、计划,从而采取行动。这样说来,人是不自由的。但从直接性上说,人的行动又只是一个单一原因的结果,这个单一的原因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个意义上,他又承认人是自由的。

在道德领域里,狄德罗一方面肯定人受社会影响,是不自由的。他说:“应当把美德说成行善的行动,把罪恶说成作恶的行动。人有生而幸运的,有生而不幸的;人们不可抗拒地被总的潮流所牵引,这个潮流使一个人得到光荣,使另一个人得到耻辱。”[12](P184)这就是说,社会环境可以引人为善,受人尊重;也可以使人作恶,遭到鄙视。在他看来,一个人的道德行为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另一方面,人有决定自己行动的能力,有意志自由,而且这种自由是评判道德行为的关键。如果人在行善或作恶上是不自由的,那末,就不负有责任,正如发动机为外力所推动,对它的运动不负有责任一样。如果没有自由,则报偿可笑,惩罚不公,无论报偿和惩罚都没有意义。因此,自由是施行报偿或惩罚的根据,也是评判道德行为的必要条件。

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都没能解决好必然与自由的关系,但这并不等于说,经验论和唯理论对必然与自由范畴没有贡献,相反,它们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首先,它们把必然与自由的对立表面化、尖锐化,这就迫使后来哲学家力图解决这种对立。换句话说,对立展开的一定程度,恰恰是辩证地解决必然与自由辩证关系的前提,没有对立的展开,也就不可能有以后的辩证统一的解决。其次,即使在必然与自由的对立被表面化、尖锐对立的时代,也有不少哲学家仍竭力探讨二者的统一。培根一开始就企图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寻求二者的统一;洛克也看到了必然与自由的相容性;斯宾诺莎更是企图克服必然与自由的对立,并专门探讨了达到自由的方法或途径;莱布尼茨企图以他的单子论和神正论思想解决必然与自由的对立,尽管最终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但他还是阐述了意志与理智的统一,自由和假设的必然、道德的必然的统一;狄德罗为解决必然与自由的对立,寻求二者的统一也做了大量的研究。这些,都大大推进了必然与自由范畴的研究,而且表现出逐步深化、不断发展的逻辑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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