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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学的产生和衰落

2017-11-16 13:44:41 中国社会科学网 何忠礼

在以往相当长的时间里,学术界在研究宋代思想史和文化史时,大多将理学与宋学混为一谈,将宋学中许多不同的儒家学派,特别是将浙东事功学派也归入到了理学的范畴。这种看法,随着对宋学研究的深入,终于引起了人们的怀疑。进入20世纪80年代,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首先著文加以驳正,他说:“过去,人们大都把宋学与理学等同起来,这是很不恰当的。”(注: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后来,他更明确地指出:“理学是从宋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派,我们却不应该把理学等同于宋学。”(注:《略谈宋学》,收入《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邓广铭先生的话,可谓给宋学的研究重新指明了方向。那么,宋学到底包括了哪些内容,它与理学的关系究竟如何?宋学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宋学各主要儒家学派的观点有些什么异同?南宋后期宋学为什么会走向沉寂?这些问题,本文拟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宋学的产生

宋学是两宋上层建筑领域中的一朵奇葩,对后世影响极大。可以这样说,在今天的思想文化、道德修养和风俗习惯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它的烙印。宋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宋学,应包括宋代的儒学、史学、文学、乃至目录学和金石学等等;狭义的宋学则指宋代各种新的儒家学派,也就是宋代的经学和哲学。由于两宋著名的儒家学者往往同时在史学、文学等多方面学术领域取得成就,他们的思想也同时贯穿到了这些学问中去,故而一般所说的宋学也就只指狭义的宋学而已。

春秋晚期,儒学还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地位都不高。到了西汉武帝的时候,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始崭露头角,但仍然没有成为一种主导思想。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儒林传》中说得十分清楚。只是到了汉元帝以后,儒家学说才逐渐取得了优势,最终成了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前期,儒学由于受到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的影响,家法盛行,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尚很不一致。建初四年(79),由汉章帝主持,在白虎观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经学讨论会。这次会议的任务是为了解决“五经同异”,“使诸儒共正经义”(注:《后汉书》卷三《章帝纪》。)的问题。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文经学在最高统治者的有力支持下,暂时取得了胜利。这次会议的讨论记录,后来由班固整理成书,被称为《白虎通》或《白虎通义》,这是一部集今文经学大成的著作。但是,由于经文经学的繁琐和用大量的迷信内容去附会经义,很快就丧失了生命力。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乘机得到发展,并逐渐取得了优势。东汉末年,出现了一位兼通今、古文经学的大师郑玄(127~200),他对经文的解释兼收并蓄各派之所长,不存门户之见,从而受到广大儒家学者的肯定,人称郑学。郑学的出现,使今文经学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实际被推翻,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也基本上告一段落。

唐代贞观年间(627~649),唐太宗命孔颖达等人编定《五经正义》,以用于科举取士。这样,自郑玄以来对经文的解释不仅被法律化,也被教材化了。从东汉末年到隋唐五代的七、八百年间,儒家学者已不再去深入探讨儒家经典的内涵,而是把精力集中到了对名物制度、章句训诂的笺释和考证方面,反映在察举和科举的各种通经考试上,只问墨义、注疏,不允许对义理内涵作自由发挥。

这种情况,直到北宋前期仍有所反映,如太宗至道二年(996)和真宗咸平三年(1000),先后诏命礼部侍郎李沆、国子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正义,又重定《孝经》、《论语》、《尔雅》正义。咸平四年九月,《七经正义》成(注:王应麟:《玉海》卷四二、四三。)。后又命孙奭撰《孟子正义》,合唐代的《五经正义》,共十三经正义,颁行学官,成为法定读本。士人应举,不得违背正义,否则必然黜落无疑。史载:士人李迪与贾边皆有声场屋,真宗景德二年(1005)省试毕,“礼部奏名,而两人皆不与。考官取其文观之,迪赋落韵,边论‘当仁不让于师’,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特奏令就御试。参知政事王旦议落韵者,失于不详审耳;舍注疏而立异论,辄不可许,恐士子从今放荡无所准的。遂取迪而黜边。当时朝论,大率如此”(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九,景德二年三月甲寅条。)。充分说明北宋前期的学风,与唐代尚无显著差别。这条治经道路,可谓愈走愈狭,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儒学的发展。

历史进入北宋中期,随着形势的变化,汉唐儒学的旧传统出现了变革的必要和可能。

首先,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推动。唐朝灭亡以后,随着士族地主最终退出历史舞台,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广大农民已从过去要求摆脱人身奴役的斗争,进而发展成为要求贫富平均的斗争,农民起义的次数愈来愈多,斗争的目标愈来愈明确。从仁宗朝起,农民起义更加高涨,欧阳修乃惊呼:农民起义是“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注:《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再论置兵御贼札子》。)。与此同时,北宋与周边少数民族契丹、党项的战争和领土纠纷时有发生,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直至最后为女真所灭亡。进入南宋,社会矛盾一如北宋后期,且更加尖锐。面对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现实,经义旧说对统治者已不敷需要,一些儒家学者便想从中寻找新的解释和新的思想武器,以挽救社会危机,调和社会矛盾,维护封建统治。

其次,是佛、道两教对儒学的渗透。与儒学停滞不前的情况相反,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佛、道两教却获得了大发展,在意识形态上大有取代儒学之势,并对儒学产生了渗透。宋代儒家学者虽然不断与佛、道两教进行斗争,但在他们的思想中,又自觉不自觉地摄取了佛、道两教的学说,如周敦颐的《爱莲说》,显然与佛教“莲华自性清净”的说教有关。《宋史·程颢传》说颢早年“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足见他受佛、道两家影响之深。朱熹的理学思想,则有着华严宗“理为性”、“事为相”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影响。至于先天图、河图洛书、太极图的传授,都出自道教。这样,在宋代的儒学中,又出现了过去所没有的新养分。

第三,是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宋代的科学技术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对书籍的刊行和文化的普及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景德二年(1005)五月,宋真宗参观国子监书库,问祭酒邢昺有书版几何?邢昺回答说:“国初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景德二年五月戊辰〔申〕条。)这种学习条件,有利于广大平民子弟加入到读书人的队伍中去。从此以后,谈经说理,已越出了少数官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两宋乡先生出身的儒家学者特别多,原因就在于此。这些人与旧的士族地主的子弟不同,他们缺少旧的经学传统的束缚,所以易于创立新的儒学体系。

第四,是调整统治政策,实行“文治”的结果。北宋统治者为了彻底结束唐末五代以来武人专横跋扈的局面,推行“重文抑武”的政策,大大地提高了文人的地位,对他们不杀不辱,待之以礼,文网也相对较疏。这样,不仅使士大夫们敢于在学术上发表自己的见解,也增加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与唐代相比,宋代士人特别关心政治,参政意识强烈是有目共睹的。由于实行“文治”,就为宋学的产生和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氛围。

最后,还必须指出的重要一点是科举制度的巨大影响。对此,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科举取士为宋学的产生和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众所周知,科举制度经过北宋前期的一系列改革以后,最终消灭了唐代以来科举制度中的察举制度残余,基本上实现了“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的原则,从而为一般庶族地主和富裕农民子弟的入仕铺平了道路,其中许多人后来就为宋学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如《宋史·道学传》里,记载了自周敦颐以下二十四位著名道学家的经历,其中进士出身者占了一半,其余人在年轻时亦全部从事过举业。《宋史·儒林传》所载自孙复以下五十八位学者中,由进士或制科出身者达四十二位,占了百分之七十二点四,其余人在早年也大都做过乡贡进士。二是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化,使经义获得了重视。从北宋中期起,唐代以来主要以诗赋、帖经、墨义取士的做法受到了抨击,认为诗赋脱离现实,帖经、墨义只是以背诵为功,都不能选拔出真正有用的人才。因此,经义考试逐渐在科举中取得了重要地位。当时的经义考试,既可承袭旧说,又可自为立说,这对以理解经义内涵为主的新儒学的产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在这种形势下,从北宋中期起,儒学领域出现了新的气象,主要表现为汉唐学者专事经学笺注的传统遭到废弃,对以贞观年间钦定的《五经正义》为代表的经学旧说产生怀疑,群儒奋起,开创了以己意解经的新时代,逐渐形成了带有两宋鲜明时代特征的新儒学——包括各种儒家学派在内的宋学。从此,儒学开始哲学化,并越出了单纯研究儒家经典的范围,成为包括经学、文学、史学、哲学等在内的一门新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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