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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学派与黑格尔美学之间的貌合神离

 ———种以西田“场所逻辑”为主轴的日本战前美学思想重构方案

2017-07-17 15:53:33 《社会科学》20162期 徐英瑾

  众所周知,“美学”一词的德文拼写“sthetik”(英文“aesthetics”,拉丁文“aesthetica”),其本义是“感性学”。而在西方哲学史中,最早将这个词的含义调整为今日我们所说的“对于美的趣味的欣赏之学”的思想家,乃是德国人鲍姆加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1714–1762),相关代表作乃是其于1750年发表的《美学》一书(此书的拉丁文名字即取“aesthetica”一词) 。而在汉字文化圈中,最早尝试意译此词的,则是曾将德文“philosophie”译为“哲学”的日本启蒙思想家西周(1829-1897)。在1879年元月的“宫中御谈会”上,西周向官方政要宣读了论文《美妙学说》,在其中他将“sthetik”译为“美妙学”。此译法后来又经中江兆民(1847-1901)的锤炼,而转为今日中日两国哲学界所通用的“美学”,其相关的代表性译作则是1889年发表的《维氏美学》(这里的“维氏”乃是指法国美学家维龙[Eugène Véron,1825-1889])。依据西周的建言,日本文部省先后聘请了一批西方哲学家在东京帝国大学(以下简称“东大”)开设美学课程。这些专家包括:美国人费诺罗萨(Ernest F.Fenollosa,1853一1908;在日任教期为1882-1885)、美国人诺克斯(George William Knoxs,1853-1912;在日任教期为1885-1887)、德国人布瑟(Ludwig Busse,1862-1907;在日任教期为1887-1892)、俄国人科贝尔(Raphael von Kber,1848-1923;在日任教期为1893-1914)。在这些教员中特别值得一提的乃是费诺罗萨和科贝尔。费氏在日工作期间对于桥本雅邦(1835-1908)、狩野芳崖(1828-1888)等日本草根画家给予多方面帮助,为提振日本传统绘画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同时还是东京美术大学(后与东京音乐大学合并为今日的东京艺术大学)以及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创立人之一。至于在日逗留时间最长的科贝尔,在赴日工作之前,亦曾在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教授音乐美学和音乐史,以图融贯德国美学精神与俄罗斯的音乐实践。得缘于东大的优质美学教育所产生的辐射效应,加之西周、中江兆民、菊地大丽(1855-1917)等启蒙思想家对于美学教育的大力支持,日本本土的美学人才队伍在明治时代迅速成型,坪内逍遥(1859-1935)、大西祝(1862-1922)、高山樗牛(1871-1902)等人才逐一展露头角。在1899年,大塚保志(1869-1931)成为了东大第一位日籍专职美学教师,而在1910年,深田康算(1878-1928)则成为了第二个获得此类教职的日本人。曾受教于费诺罗萨的冈仓天心(1862-1913,原名“冈仓觉三”)在1890年成为了东京美术大学的校长,为日本艺术的国际化付出了大量心力。曾于东大受教于科贝尔,并以冈仓天心为精神养父的九鬼周造(1888-1941),日后则成长为连海德格尔都激赏不已的东亚一流美学家。①

  正如热爱日本文化的美国人费诺罗萨和英语娴熟的日本人冈仓天心所共同试图向西洋文艺界传达的,在以一种被迫的姿态与西洋美学传统遭遇之前,日本本土实际上已然有着非常丰富的艺术实践活动或审美体验,可供美学家予以挖掘和阐发。甚至在“美学”进入日本之前,亦很难说日本本土就没有对相关的艺术实践或体验的哲学反思——尽管这些反思所应得的概念标签似乎更应是“传统文论”而非作为舶来品的“美学”。在由海斯格(James W.Heisig)、卡苏里斯(Thomas P.Kasulis)与马拉尔多(John C.Maraldo)合作编辑的《日本哲学资料集》②中,被选入的前明治时代的文论作品包括:平安后期、镰仓初期的贵族诗人藤原俊成(1114-1204)提出的“幽玄”论、同期的诗人鸭长明(1155-1216)提出的“和歌风格”论、室町初期的猿乐家世阿弥元清(1363-1443)提出的“拾玉得花”论、室町中期的临济宗歌僧正徹(1381-1459)提出的“深幽”论、同期的猿乐以及能乐乐师金春禅竹(1405-1471)提出的“能、身关系”论、江户中期的儒学者堀景山(1688-1757)提出的“人情”论、江户中、后期的语言学家、文论家本居宣长(1730-1801)提出的“物哀”(平假名为“もののあはれ”)论、同期的“国学”③专家富士谷御杖(1768-1824)提出的“言灵”(日本汉字“言霊”)论,等等。很显然,这些“幽玄”、“深幽”、“物哀”等审美范畴,以及和歌、能乐、猿乐等文艺体裁,都是鲍姆加登以降的近代欧陆美学传统所难以直接消化的东亚审美实践的产物。因此,对于那些既对本土的审美实践有着深切体会,又在明治开国之后突然遭遇到西方美学思想洗礼的日本哲学家来说,如下这项思想任务也就变得异常紧迫了:如何使得日本本土的审美体验能够以一种西方美学家可以理解的方式,被理论化为一种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美学思想财富呢?

  很显然,这项任务的提出方式,本身就已经预设了西方美学在话语权力上既有的优势地位,尽管该预设绝未排除东亚美学家“发后制人”的可能性。这也就是说,对于这项任务的亚洲领受者来说,他们必须首先压抑“与西方对抗”的民族主义意识,而以一种富有同情心的态度去理解西人所言的“美学研究”之实质。

  不过,即使在西方学界,回答“何为美学”这样一个艰难的元哲学问题,也是见仁见智。受限于本文的主旨与篇幅,在此我们只能满足于给出一种中立于各种相关争鸣的最一般的见解。依笔者浅见,与西方伦理学家对于“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的三分法相平行,西方美学家所从事的研究亦可以被拆分为三个层面上的工作: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其研究对象乃是“美”的本体论本性(ontological nature);在规范性研究的层面上,其研究对象乃是各种审美范畴的内涵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而在应用性研究的层面上,其研究对象则是各种艺术作品对于前述一般审美原则的实现方式(而在这个层面上的研究也可以被进一步专门化为所谓的“艺术哲学”)。据此,一种特定的美学理论的学术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其在这三个层面上的建树,以及这些建树之间的思想贯通性。譬如,黑格尔之所以被称为德国古典美学的集大成者,乃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从最玄妙的形而上学研究,贯通到最具体的艺术哲学研究的庞大美学体系。相比之下,康德和谢林的美学则在具体的艺术哲学层面上显得较为单薄,而席勒的美学思想则在抽象的形而上学层面上显得缺乏哲学深度。

  如果按照同样的眼光去回顾日本明治以后的美学发展的话,我们所期望看到的日式现代美学体系,自然也当具有一种“从形而上学层面一路贯通到具体的艺术哲学层面”的宏大结构。顺着这一思路,熟悉日本近代哲学发展历程的读者,自然还会进一步期望西田几多郎(1870-1945)的哲学思想能够在这样的体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在原创性的形而上学思想构建方面,西田哲学无疑代表着二战前日本哲学研究的最高峰。但非常让人诧异的是,无论是前面提到的海斯格等人编辑的《日本哲学资料集》中的“美学”部分,还是英语世界第一部专门的现代日本美学资料集《现代日本美学阅读资料》,抑或是英语世界颇具权威性的《斯坦福哲学网络百科全书》中关于“日本美学”的词条④,都没有包含关于西田美学的任何信息。英语世界的研究者似乎更愿意在“审美范畴研究”的层面上进行关于日本美学的知识重构——如上述“日本美学”词条中的下属知识节点的名字,就几乎全是这些范畴的名字(即“物哀”、“侘寂”、“幽玄”、“意气”、“切裂(切れ)”等)。就连日本当代学者田中久文(1952-)的美学名著《日本美之哲学化》⑤,也没有包含一个关于日本美之本质的形而上学描述(该书的两大组成部分,一部分是对于“哀(あはれ)”、“侘寂(さび)”、“幽玄”、“意气(ぃき)”等日本审美范畴的讨论,一部分是对诸如茶道、庭院、戏剧、佛像等日式艺术实践活动的讨论)。而这种旨趣更接近于文艺评论的美学描述方式,似乎已经令人遗憾地错失了西田哲学所可能给予的形而上学支撑力,最终未能成功展现出日本当代美学不输于德国古典美学的深厚思想根基。

  当然,在专门研究西田哲学——而非广义上的日本美学研究——的圈子里,对于西田美学的讨论还是不难被找到的。譬如,京都国立近代美术馆馆长岩城见一(1944-)为京都学派的当代传人上田闲照(1926-)监修的《西田哲学选集·第六卷:‘艺术哲学’论文集》⑥所撰写的“解说词”,便对西田美学的发展脉络作出了很富参考价值的描述。然而,对于西田哲学最富原创性的部分——“场所逻辑”——所蕴含的美学意蕴,岩城先生的处理似乎还显得有些仓促,而这种思想对于其它的日本京都学派哲学家的美学建树所具有的辐射效应,该文亦未涉及。从这个角度看,笔者撰写本文的意义或许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笔者试图以西田中期提出的“场所逻辑”为形而上学骨架重述其美学思想,而不再将其更早时期完成的《艺术与道德》⑦一书作为主要的理论参照系;第二,之所以要这么做,乃是因为:在笔者看来,“场所逻辑”能够更好地显示出日式哲学思维对于蕴藏于西方美学传统——特别是黑格尔美学——的反叛姿态,而不像《艺术与道德》一书那样,依然多少带有规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费希特哲学)之痕迹;第三,若从西田“场所逻辑”所提供的形而上学视角出发,我们就不难在“审美范畴”研究和“艺术哲学”的层面上,分别重新发现九鬼周造与和辻哲郎各自的美学建树的新意蕴,由此将诸位日本京都学派成员的美学思想予以打通。

  在切入西田的哲学建树之前,我们还有一项预备性工作要做,即对西洋传统美学基本形而上学预设的系统清理。本文将主要以黑格尔哲学作为西田哲学的对比参照系。之所以如此选择,乃是基于如下考虑:(甲)西田本人对于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与新康德主义的引用(特别是术语层面上的沿袭)几乎贯穿于其哲学生命始终,因此,研究者要弄清西田美学/哲学的独创意义,对于德国古典美学/哲学的梳理,就不得不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乙)由于黑格尔美学/哲学对于整个德国古典美学/哲学所具有的极大的概括性和代表性,以黑格尔的思想为对比参照系来解读京都哲人的思想,亦有利于我们在有限的篇幅中将问题的关键点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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