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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

2017-06-08 17:02:11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

  讲完了中国哲学全部的演变和发展之后,读者可能要问这样的问题:当代的中国哲学,特别是战争时期的中国哲学,是什么样子呢?中国哲学对于未来的世界的哲学,将有什么贡献呢?事实上,我经常被人询问这些问题,而且感到有点为难,因为提问的人要问某种哲学,而他对这种哲学所代表的、所反对的各种传统并不熟悉,那是很难向他解释清楚的。现在就好了,读者对于中国哲学的各种传统已经有所了解了,我打算继续讲前一章所讲的故事,来回答这些问题。

  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这么办的时候,我想只限于我自己的故事,这完全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唯一值得一讲的故事,而是因为这是我最了解的故事,也许可以作为一种例证。我想,这样做,比只写出一连串的名字和什么“论”,不加任何充分的解释,结果毫无印象的走过场,要好得多。只说某个哲学家是什么“论者”,再不多说了,就会造成误解而不是了解。

  我自己的大《中国哲学史》,下卷于一九三四年出版,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三年;其上卷由布德博士译成英文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在北平出版,战争已经开始了三个月;这部书正是我在前一章结尾提到的那种精神的表现。我在这部著作里利用了汉学家研究古代哲学家著作的成果,同时应用逻辑分析方法弄清楚这些哲学家的观念。从历史家的观点看,应用这种方法有其限度,因为古代哲学家的观念,其原有形式,不可能像现代解释者所表述的那样清楚。哲学史的作用是告诉我们,哲学家的字句,这些人自己在过去实际上是意指什么,而不是我们现在认为应当意指什么。在《中国哲学史》中,我尽量使逻辑分析方法的应用保持在适当限度里。

  可是从纯哲学家的观点看,弄清楚过去哲学家的观念,把他们的理论推到逻辑的结论,以便看出这些理论是正确还是谬误,这确实比仅仅寻出他们自己认为这些观念和理论的意思是什么,要有趣得多,重要得多。这样做就有一个从旧到新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是上述时代精神的另一个阶段。可是这样的工作,就再也不是一个历史家的陈述性工作,而是一个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了。我与王国维有同感,就是说,我不愿只做一个哲学史家。所以写完了我的《中国哲学史》以后,我立即准备做新的工作。但是正在这个关头,战争就于一九三七年夏天爆发了。

  战时的哲学著作

  在战前,北京大学哲学系(我在此毕业),清华大学哲学系(我在此任教),被认为是国内最强的。它们各有自己的传统和重点。北大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历史研究,其哲学倾向是观念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康德派、黑格尔派,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陆王。相反,清华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哲学问题,其哲学倾向是实在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柏拉图派(因为新实在论哲学是柏拉图式的),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程朱。

  北大、清华都设在北平(前名北京),战争爆发后迁往西南,在那里与第三所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两个哲学系联合起来,阵容是罕见的,惊人的,拥有九位教授,代表着中西哲学的一切重要学派。最初,联大曾设在湖南省的长沙,我们哲学系和文、法学院其他各系设在衡山,即著名的南岳。

  我们在衡山只住了大约四个月,一九三八年春迁往昆明,最西南的边陲。在衡山只有短短的几月,精神上却深受激励。其时,正处于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时期;其地,则是怀让磨砖作镜(见本书第二十二章),朱熹会友论学之处。我们正遭受着与晋人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运。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这么多的哲学家、著作家和学者都住在一栋楼里。遭逢世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这一段生活格外地激动人心,令人神往。

  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我自己和我的同事汤用彤教授、金岳霖教授,把在此以前开始写的著作写完了。汤先生的书是《中国佛教史》第一部分。金先生的书是《论道》。我的书是《新理学》。金先生和我有许多看法相同,但是我的书是程朱理学的发展,而他的书则是独立研究形上学问题的成果。后来在昆明我又写了一系列的其他的书:《新事论》,又名《中国到自由之路》;《新原人》;《新原道》,又名《中国哲学之精神》(已由牛津大学的休士先生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新知言》(各书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往下我试将各书要点略述一二,作为举例,以见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趋势;这样做的时候,也许可以从侧面透露出,中国哲学对未来的哲学会有什么贡献。

  哲学的推理,更精确地说,形上学的推理,其出发点是经验中有某种事物。这某种事物,也许是一种感觉,一种感情,或别的什么。从“有某种事物”这句话演绎出《新理学》的全部观念或概念,它们或是程朱的,或是道家的。这些观念或概念,全部被这样地看作仅仅是“有某种事物”这句话的逻辑蕴涵。不难看出,“理”和“气”的观念是怎样从“有某种事物”演绎出来的,其他的观念也都是这样处理的。例如,“动”的观念,我不是作为宇宙形成论的观念,即宇宙的某种实际的最初的运动观念,来处理的;而是作为形上学的观念,蕴涵于“存在”的观念自身之内的观念,来处理的。存在是一流行,是一动。如果考虑宇宙静的方面,我们会用道家的说法:在有物之前,必先有“有”。如果考虑宇宙动的方面,我们会用儒家的说法:在物存在之前,必先有“动”,这不过是存在的流行的另一个说法。在我称为图画式的思想中,实际上就是在想象中,人们把“有”、“动”想象为“上帝”、万物之“父”。这一种想象的思想,使人有宗教和宇宙形成论,而不是哲学和形上学。

  按照这样的路线进行推论,我已经在《新理学》中能够演绎出全部的中国哲学的形上学观念,把它们结合成为一个清楚而有系统的整体。这部书被人赞同地接受了,因为对它的评论都似乎感到,中国哲学的结构历来都没有陈述得这样清楚。有人认为它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复兴。中国哲学的复兴则被人当作中华民族复兴的象征。

  程朱理学中,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是有一定的权威主义、保守主义成分,但是在《新理学》中把这些都避开了。按我的意见,形上学只能知道有“理”,而不知道每个“理”的内容。发现每个“理”的内容,那是科学的事,科学要用科学的实验的方法。“理”自身是绝对的、永恒的,但是我们所知道的“理”,作为科学的定律和理论,则是相对的,可变的。

  “理”的实现,要有物质基础。各种类型的社会都是实现社会结构的各种“理”,实现每个“理”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就是一定类型的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以在历史领域,我相信经济的解释。在《新事论》中,我应用这种解释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我也应用于本书的第二章。

  我认为,王国维在哲学中的苦恼,是由于他未能认识到,每门知识各有其自己的应用范围。人们不需要相信对实际作很多肯定的任何形上学学说。它若作这样的肯定,它就是坏的形上学,也同样是坏的科学。这并不意味着,好的形上学是不可信的。这只意味着,好的形上学是明明白白的,不需要说相信它,就像不需要说相信数学一样。形上学与数学、逻辑的区别,在于后二者不需要以“有某种事物”为出发点。“有某种事物”是对实际的一个肯定,也是形上学需要作的唯一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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