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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德国反应

2017-05-15 11:15:50 中国社会科学网 郁建兴

一种新的伟大真理的夸张表达,常使人们看不清它的真实起源。黑格尔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作的批判,长期以来被理解为他站在普鲁士官方立场上作出的“贵族式反动”,他也因此被视作“开放社会的敌人”。而黑格尔自己是这样看待哲学体系之间的批判的:“对于一个哲学体系加以真正的推翻,即在于揭示出这体系的原则所包含的矛盾,而将这原则降为理念的一个较高的具体形式中组成的理想环节。”[1]

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只要我们把黑格尔的上述原则适用于他自身,就会看到,黑格尔批判自由主义,其意义不过是超越它的限度,而它的原则在黑格尔的自由理念中得到了保存——当然降格成了一个环节。因此,讨论黑格尔自由主义批判的起源,不仅对于更加恰当、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黑格尔政治哲学乃至全部哲学,而且对于探究自由理论的演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希汉(J.J.Sheehan)在《十九世纪的德国自由主义》一书中, 把1770—1847年确定为德国自由主义的起源时期[2]。相比于英、法、 美等国,德国自由主义要晚出得多。在18世纪的后期,法国已成了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心。孟德斯鸠于1748年发表《论法的精神》,在对英国君主立宪政体所作的理想化描述中,展开了自由与权力的讨论,特别是基于对专制主义(despotism)的批评所发展出来的分权理论, 产生了巨大影响(注:《论法的精神》出版后,轰动一时,不到两年印行了22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同时,由于法国天主教势力的强大,启蒙思想家的自由主义思想又展开为反宗教的斗争。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每出一卷(在1751—1771年间共出版17卷辞典和11卷附表),都是对封建思想体系首先是对宗教的一次沉重打击。 当然更重要的是, 卢梭于1762年发表《社会契约论》,以民主主义思想扩大了自由主义的范围,把洛克式的否定自由观推进到了肯定的自由观,他的思想在法国革命中得到了实践。这个时候的美国,虽然政治家、理论家们对自由主义理论几乎没有什么独创性贡献,但由于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早期居民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才来到新大陆的,因此,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社会,不存在封建压迫与宗教压迫,不存在等级制度。用哈茨 ( L.Hartz)的话来说,美国具有“天然的自由主义”(naturalliberalism)传统[ 3]。《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把自由主义的诸多重要原则予以法律上的确认。这个时候的英国,政治哲学在经历了“一个沉寂甚至停滞的时期”[4]之后,又开始获得新的发展,在1740—1790 年间出现了苏格兰启蒙运动。在其代表人物那里,休谟通过对自然法体系的摧毁,重构了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他认为,政治制度或行为的基础不是理性,而是习俗、传统,或者人们追求功利的愿望,或者人们之间的协议。弗格森(A.Ferguson)也同样认为,各民族于偶然之中获得的种种成就,实乃是人的行动的结果,而非实施人的设计的结果。而亚当·斯密则进一步提出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他认为,人性中最普遍的动力是爱己(self love),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就会造成社会利益的总实现,因此,一个国家最好的政策是经济自由主义,对私人经济活动不加干预,自由放任,让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在“看不见的手”即市场中实现和谐,政府的职能则在于提供某些公共服务[5]。 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总的设计。如果说,在18世纪后期,法国、美国自由主义思想的高涨,是资产阶级取得或即将取得政治斗争胜利的标志,那么英国经济学家提出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已是工业时代来临的标志。

德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晚出是德国落后的真实写照。如果说英法等国相继爆发革命表明这些国家的资产者从等级上升为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结构的历史划分方式经过了一个由划分为“等级”到划分到“阶级”的发展。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政治集团只是“等级”,而被称为阶级的社会集团“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是在一个地区内组织起来,并且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这个例子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已不再是一个等级,而是一个阶级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0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的要求得以实现,从而开始了自由主义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萨拜因语)的历史,那么,在德国,资产阶级的畸形发展[6], 推迟了自由主义的产生。18世纪到19世纪初的普鲁士官僚资本(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扼杀了资产阶级的成长。“这里既谈不上等级,也谈不上阶级,而顶多只能谈已属过去的等级和尚未形成的阶级。”[7]德国的资产阶级在19世纪中期才出现。直到19世纪,在德语中缺一个可与英语中“中等阶级”(middle class )相对应的词汇, 德语“Bildungs und Besitzbürgertum ”所指与英法“中等阶级”的内涵有很大差别,它首先指受教育,其次才指财产;它的社会指称是非常狭窄的一个阶层。德语 “Bürger”以及“Bürgertum”,指的是居住在城市中的市民,而无“近代资产阶级”之含义。伯恩斯坦甚至在1898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还提出, 用法语“ bourgeois ”专门来表示特权的资产者和有关事物,而德语“bürgerlich” 专指社会权利平等的市民及有关事物,以此来克服德语的“缺陷”:“它没有专有的词来表达同特权的资产者这一概念有区别的社会的权利平等的市民这一概念。”[8] (注:对伯恩斯坦区分“资产阶级”和“市民”、“资产阶级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理论意义的考察,请参看拙作《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哲学研究》1997年第4期。)

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迟缓、资产阶级的不成熟性,使德国自由主义运动实际上成了英法自由主义运动的微弱反光。一方面,落后的德国也受到了英法启蒙运动、法国革命的影响。被歌德尊为“德意志启蒙运动之父”的莱辛由于对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激烈批判,而又被公誉为“德意志的伏尔泰”,表明了德法启蒙运动的相关性。启蒙思想的最大代表康德自述休谟把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卢梭则教会他尊重人。另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威廉·洪堡也自幼深受英法启蒙思想影响。法国大革命对德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影响就更大了。恩格斯曾经指出:“法国革命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它的影响非常大。极其无知的、长期习惯于受虐待的人民仍然无动于衷。但是整个资产阶级和贵族中的优秀人物都为法国国民议会和法国人民齐声欢呼。成千上万的德国诗人没有一个不歌颂光荣的法国人民。”[9] 受其影响,威廉·洪堡于1792年写成《论国家作用范围之界定》一书,其中指出:“国家不要对公民正面的福利作任何关照,除了保障他们对付自身和对付外敌所需要的安全外,不要再向前迈出一步;国家不得为了其他别的最终目的而限制他们的自由。”[10]这表明德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建树有了加强。嗣后,拿破仑于1806年挥师北上,结束了“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把法国的国境线移到了莱茵河上,并且到处宣传自由平等,在德国的西部和南部建立起了和法国同样的自由主义制度,这些地区如巴登、巴伐利亚、符登堡和汉诺威的部分、普鲁士的西部省份,后来成了19世纪德国“自由主义的最重要的中心”[11]。

但是,另一方面,德国自由主义的力量又是微弱的。威廉·洪堡的《论国家作用范围之界定》一书,由于书报检查严厉,在作者生前从未全文发表过,直至1851年,也即该书写成60年和作者逝世16年后,这部著作才得以全文出版。这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在出版后两年内印行22版、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成为法国革命的“圣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种力量上的弱小也体现在自由主义理论内容中,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德国人对英法自由主义的反应是“德国式”的[12]。由于缺少自由主义据以在法国和英国取得胜利的现实基础,德国的自由主义者只是一些学院哲学家和神学家(注:海涅在1833年发表的《浪漫派》一书中还认为,“自由主义者在德国至今同时还是一些学院哲学家和神学家”。参看《浪漫派》,载《论德国》,第50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他们占领的是大学讲坛,对理论问题的兴趣要比实际问题的兴趣大得多,而在实践中几乎无所作为。对他们来说,人的真正自由不在于外部实践活动,而在于精神生活;真正的进步不在于国家制度的改变,而在于个人人格的完善和服从良心。因此,他们虽然强调个人意志的自由,号召人们用理性去摆脱外力的奴役和支配,但在现实生活中又缺乏独立的反抗行动。德国自由主义运动的这种特征在康德哲学中获得了十分典型的表现。康德“不从自由主义与它所由产生的并赖以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上去理解自由主义”,而把自由主义的理论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和道德假设”。马克思指出,康德的自由主义学说“完全反映”了18世纪末德国的状况,它“完全符合于德国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情况,他们的小眼小孔的利益始终不能发展成为一个阶级的共同的民族的利益”。这种自由主义学说只是“空洞的幻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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