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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江平:文化转向与历史唯物主义“重建”

2017-11-14 10:41:45 《东南学术》第20173期 沈江平

作者简介:沈江平,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自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以来,文化概念就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无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者还是赞成者而言,文化概念在其中都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批评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经济决定论,忽视甚至抛弃了文化、精神层面的作用,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伯恩施坦到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等都是经济唯物主义的鼓吹者,李凯尔特、科弗伍德、罗素则称之为机械决定论,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保尔·巴尔特直接称之为经济决定论,美国博厄斯学派甚至提出了文化独立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更是从总体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所安身立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政治学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为了回应现代社会的诸多矛盾,另一方面试图重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文化范畴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社会变革的催化剂,把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一种以精神或理论行动为基础的总体性革命的爆发。在他们眼里,文化既是资本主义世界人们的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承担着“社会斗争方式”的角色和功能。断言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决定论,无非是排他性地把经济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忽视甚至否认文化的作用。质言之,以反对经济决定论的名义成为责难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最为持久和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一直到有机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持类似的观点,提出了“文化嵌入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否认文化的作用。在支持者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否认文化的作用,他们认为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里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论范畴,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终极目标的重要价值之维。当然,支持者也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论述相对偏少给了反对者以口实,但这不能成为否认的理由。基于此,反对者、同情者和支持者都以文化为突破口,开始了补充、重阐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潮。

一、重建之径: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文化政治学批判

回顾这股思潮,究竟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借助文化向度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这个问题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人们了解文化在这股重建思潮中所承载的角色究竟是什么以及它的出发点和价值旨趣是什么。

作为对第二国际以及所谓“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回应和反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由一群激进知识分子组成,他们怀有解放人类的梦想而投入马克思主义的怀抱。但是理论与现实的反差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赶入了理论的绝境,特别是看到俄国革命由于主体意识被激发而走向成功,工人运动在欧洲却走向失败;法西斯暴政在现代欧洲国家出现;战后“福利国家”和“富裕社会”的出现使得无产阶级革命意志弱化直至被同化,革命主体出现变化;冷战结束,苏东解体,与西方体制的全球化态势产生强烈的反差。社会发展变化以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冲击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必然走向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路径,消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负面影响。社会发展现实和西方理论研究趋势使得文化范畴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中央,“文化”一词也就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制胜武器。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以往一种政治上的自觉走向一种文化上的自觉,从“经济决定论”走向“政治文化本体论”,从文化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理解社会结构,先前的经济基础的视窗逐渐被遮蔽,“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焦点放在经济的历史和阶级斗争的政治上面,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从整体上可以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描绘为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①由此,一条有别于以往马克思主义解读路径的范式出现了,其特色在于以文化批判为诠释通道,比如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柯尔施的实践哲学、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等。虽然这些理论家之间存在着观点和方法上的差异和分歧,但他们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出发点:为了理解和诠释现实世界,同时也是为了改变现实世界,在坚持马克思基本观点的同时,从自身的现实解读出发增加了一些新的观念。观其初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诠释转向和观念增量并不是彻底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发掘和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及其方法论基础。这种改变的原因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走向垄断阶段,西方无产阶级在各种利益的幻象中被“俘虏”,随着所谓“中产阶级”的孵化,西方社会内部阶级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因此,单纯的经济思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卢卡奇对此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无产阶级科学的彻底革命性不仅仅在于它以革命的内容同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而且首先在于方法本身的革命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②这里凸显出一种总体把握社会结构的思维范式,它强调在片面的经济之后还有文化政治的因素,西方社会发展也似乎证明了这个道理,即文化并非作为派生物和附属物简单地依附于经济活动,而是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作用的一种构成性要素。

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启的这股文化政治转向进程中,西方哲学史或者人类思想史不断得以丰富。总体性范畴(无产阶级意识)、哲学实践、文化霸权与领导权斗争、乌托邦精神、大众文化批判(文化工业)、爱欲解放、总体革命、多元决定论、日常生活批判、文化唯物主义、文化研究与文化认同等新概念随之涌现,这些探索契合现实变化深入具体地探索了文化在社会进程中的应有作用,进一步挖掘出文化与政治二者间的有机联系。总体而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文化批判的这种转向,是要将历史唯物主义从第二国际视野下的“经济决定论”的论调中解放出来,力图将社会看成一个复杂性的、解构性的、矛盾性的整体。正是借助文化范畴,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统一起来,走上了一条反驳“经济决定论”和克服马克思主义危机的思想路径。毋庸置疑,“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更多关注宏大叙事的历史规律描绘,比较疏于“文化分析”和“文化研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集中于文化层面,文化的辩证法取代了经济的辩证法,文化政治学批判取代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此同时,西方社会走向消费社会,大众文化对社会大众的操作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要适应这种变化,用“文化范式”瓦解“经济决定论范式”,凸显作为人的主体意识集大成的文化要素,就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任务。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文化向度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缺失最为突出的视域,文化向度的消隐和缺场使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边倒的经济决定论趋势,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简单化、机械化。阿尔都塞曾经指出,“我们必须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症候阅读而不是直接阅读才能够在他的论述的表面的连续性中辨别出在他的论述本身中出现的空缺、空白和严格性的缺陷,以及在马克思的论述中马克思仅仅没有说出他的沉默的地方”。③文化问题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就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打破沉默、补充空白、完善缺陷的着力点。正如威廉斯所言,文化理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深度阐释,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对物质文化和文学生产特性的一种具体阐释”。④理论和现实使得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问题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研究主题。在强调整体性的总体性方法视域中,文化一词就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消解“经济决定论”的关键武器,契合社会发展变迁,他们将社会实践斗争的主战场置换成文化和日常生活领域,马克思主义批判中资本逻辑被文化逻辑取代,一种全新的文化政治学批判理论从此出场了。

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重建思潮”二者轨迹大体是重合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当文化成为其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启动杠杆和言说场域后,文化内涵和外延的扩展就成为他们的主要旨趣。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这种生活方式囊括了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等方式。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意识的彰显,离不开政治生活,同样也离不开文化生活。从卢卡奇开始,文化主义的逻辑贯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之中。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中,卢卡奇提出了“革命的文化主义”和“文化的共产主义”的口号和理论逻辑。卢卡奇认为,物化要彻底克服,就必须从根本上批判物化这种意识形态,因为“任何一种异化,无论其存在是何等坚实地取决于经济,但若没有意识形态的形式作为中介,它是永远都不能得到相应的发展的,因而我们也就永远都不能够从理论上正确地、从实践上有效地克服它”。⑤卢卡奇赋予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解放自身的重大历史作用,无产阶级意识“不是个别无产者的心理意识,或他们全体的群体的心理意识,而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⑥是整个阶级对其所处的社会历史和生产过程中特殊地位的认识。在卢卡奇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实践”为基础和中介,以“人类社会历史”(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和人化自然)为自己的专属研究对象,以如何探求和获得“人的自由和价值实现”为哲学任务,它本质上是一种以“人及其实践”为基础的文化革命的哲学。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从一开始就定下了“基本规范”,把主观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价值认识。因此,要克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就必须变革以往关注点偏离人之外的世界的做法,把革命的主体——无产阶级自身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张扬人的主体性和激发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即创造革命的主观条件,进一步讲就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解决何以能够进行革命的问题。意识形态应当作为同社会中其他因素即物质因素一样的现实来看待,而非经济因素的附属物简单对之。没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关系就不能生存下去。葛兰西则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领导权”概念,认为社会主义成果与否的先决条件并不在于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而在于建立起无产阶级大众的新文化,即确立其无产阶级的新的价值观念,使他们在精神上从从属的、消极被动的地位摆脱出来,把资产阶级在教育、新闻媒介、法律、宗教等方面推行的文化传统废除掉。葛兰西把文化表述为现实社会中一切哲学、道德宗教等等意识现象,并把这种文化上层建筑视为同经济现象一样的现实存在。他还因此用文化斗争(批判)来区分欧洲国家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之间的差异,据此探讨了“有机知识分子”在社会革命中的担当。接下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借助社会心理学和文化社会学的结合来研究社会问题,对文化工业及其新型控制模式进行批判。当然,法兰克福学派本身也是一个观点复杂的学派,马尔库塞从技术入手,批判了“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则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不可能源于经济危机或政治危机,而是源于“合法性危机”即“意识形态危机”;阿多诺则认为,大众文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文化消费品,从属于交换价值的需要,使大众不经思考而予以认同进而实现思想顺从和行为上的趋同;弗洛姆则认为连接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纽带是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萨特用他的存在主义结合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总体化的“历史人学”;鲍德里亚从他的媒介理论出发构建出符号消费理论;阿尔都塞则用他的多元决定论和无主体的历史观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以威廉斯、汤普森为代表伯明翰学派的英国“文化唯物主义”,把文化从“经济决定论”中拯救出来。随着“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德里达、福柯、利奥塔、拉克劳和墨菲等人积极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对西方后福特制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文化批判层面的解读。

可以看到,在文化范畴这条线上,几乎能够串联起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线路。综上所述,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却有着一个普遍共同的思想特质,即由过去的在政治与经济二者关系探讨转向现在的政治与文化二者关系的探求,或沿政治经济关系的自觉向政治与文化关系的自觉的转变即由政治经济学批判向文化政治学批判转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和他们的世界发展变革中,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已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场,文化成为辩证法的中心。文化问题上升为社会本体论问题,文化不再是一种附属和寄生的东西,而是体现社会存在总体性的积极的构成性力量,而人及其实践的主体性则可以借助文化得以实现。特别是随着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的出现,文化批判取代经济分析并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文化的物质性和生产性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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