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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兴:彰显中华文化的格局与气度

2017-11-14 10:41:35 中国社会科学网 陈家兴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那些影响和改变历史的事件,大多内蕴这样的脉络:有什么样的文化格局与气度,就会导致什么样的历史走向。

2000多年前,汉武帝偶然得知西域有个月氏国亦想反击匈奴,“因欲通使”,郎官张骞即应募。然而,张骞历尽艰辛十余载未能如愿,却带回些奇特的见闻,汉武帝也已不再抱守夹击匈奴的初见,而是对西域诸国生出“以义属之”“威德遍于四海”的雄心。他先是让张骞派出四路使者以图打开联络身毒国(古印度)的西南通道,后又“拜骞为中郎将”再次出使西域。

在今天一些人看来,汉武帝的开放心胸乃是为了怀柔远人,属于“天下中心观”支配下国力强盛时的典型反应,然其时又并未以“夷狄”而是以“外国”来称谓和对待陌生的国度,显然包含的是中华文化平等交往的态度。

由此,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开通,丝绸之路开辟,东西方文化交流开始在世界文明史上蔚成大观。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文化的“走出去”与“引进来”相辅相成,德化天下与兼容并包相映生辉,彰显其开放包容的格局气度。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有过这样的概括,中华文化放射于四周之影响,既远且大。北至西伯利亚,南迄南洋群岛,东及朝鲜、日本,西达葱岭以西,皆在其文化影响圈内;更远如欧洲,溯其近代文明之由来,亦受中国之甚大影响……十七八世纪之所谓启蒙时代理性时代者,亦实得力于中国思想(比如儒家)之启发,以为其精神来源。

中华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非有对本民族文化的充足自信,则不可能有如此的包容力。柏杨《中国人史纲》写道:“在唐朝,中国当时被各国崇拜的程度,远超过其他两大超级强国,因为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对宗教是排斥性的,只有中国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

然而,面对外来文化,中华文化却不是囫囵吞枣地接受,而是有一个吸收、消化、融合、创造的过程。中华文化融合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体现在外来文化的中国化。这种中国化,离不开外来文化本身的开放度,但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化本身具有开放包容的大格局,更有融合创造的大智慧。

近代学者马君武在分析东西方文明异同时认为:“欧洲者,因袭文明之国也,故其国民能受文明,且重积之。亚洲则创造文明之国也,已有文明,常不愿复受自他来之文明。”

的确,与欧洲文明一开始就在交融“因袭”中发展不同,我们的先人在相对独立、相对隔绝的“天下”域内,独自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构想,而中国更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

在先秦时期漫长的岁月里,诸子百家相互交流争鸣,文化殊为繁荣,成为中华文化养成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禀赋的活水源头。可以说,中华文化已成一个独立体系,具备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其海纳百川的开放包容胸襟,兼收并蓄的融合创造智慧,实为中华文化纵贯古今的血脉基因。

然而,这种“天下中心观”也容易生出一种“自大封闭”心态,不思进取,唯我独尊。“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对这一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从文化的包容性上看,自大封闭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秦一统天下之后,中华文化发展便开始在“开放包容”与“自大封闭”间循环往复:开放包容,百家争鸣,最终带来新王朝的崛起与兴盛;而王朝在兴盛中便容易堕入唯我独尊的泥淖,在自大自负中封闭,最终走向暗弱;而在自大封闭中,开放包容的因子又再次孕育、萌芽、突破,终引时代变革之先声。

1975年,毛泽东同志有过一段很深刻的谈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连苏轼自己在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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