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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应:中国人的忧乐精神

2017-09-18 16:32:47 中国社会科学网 王泽应

在中华伦理文明的思想宝库中,中华忧乐精神始终是其耀眼的明珠。它从对“道”的追求和关注进而发展成为一种对国家、对人民的深刻情感,将个体生命价值同自己所属的国家、国民有机地结合起来,锻造培育出一种特有的民族精神,从而成为中华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忧乐精神是其忧乐观、忧乐意识和忧乐情怀的集中表现,表征着中华民族为什么而快乐,因什么而担心,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什么又是必须念兹在兹的伦理情感、价值眷注、性灵胸次、精神境界和道德追求,灌注着中华民族的历史理性、哲学智慧和文明机理,在中华伦理价值体系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乐得其道”与“恐失其道”:忧乐精神的原点

远古先贤们认识到,贯穿于天地万物和社会人生的“道”既是可以体悟和觉解的,又是很难真正把握和成为己有的,并于“得道”之快乐的同时产生了“失道”的忧患,形成了特有的“乐得其道”和“恐失其道”的忧乐精神。周人提出的“敬德保民”以及对殷鉴所形成的忧患意识是其忧乐精神的集中表现,周公之“临深履薄”和《易》之“明于忧患与故”,凸显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的伦理眷注,而其抽象的本质则是对“道”的认识、觉解和把握。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则有了对“乐得其道”和“恐失其道”的辩证性思考和价值性探求。孔子明确提出了“君子忧道不忧贫”和“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命题,颜回则用实际行动确证了“安贫乐道”的伦理意义。老子将“道”视作长生久视的本体、母体和始基,认为人只有尊道贵德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存、发展和安全,并主张复归于道和与道合一。圣人之乐在于乐得其道,其忧在于恐失其道。宋明诸儒深刻阐发了形上之道的内在价值,“忧道学之失其传”之情溢于言表,强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为儒家圣圣相传的伦理意义,浸润着一种“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意识和忧乐精神,并主张“寻孔颜乐处”,把求道、悟道、体道和弘道视为人生幸福的根蒂并把实现天下有道视为人生应有的价值追求。

“与民同忧乐”:忧乐精神的核心

中华忧乐精神在形上层面集聚于对“道”的孜孜以求或失却上,而在现实的政治关怀和伦理秩序上则指向“与民同忧乐”的伦理精神建构。在儒家看来,得道与得民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性,“道”作为一种天下公理,本质上与民心向背是相契合的。孟子在总结“桀纣之失天下也”的原因时指出“失其民也”,并认为“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由此出发孟子得出了“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的结论,系统阐发了“与民同忧乐”的王道思想。孟子见梁惠王时,大胆批评梁惠王只能“独乐”而不能“与民同乐”,并说古之“圣王”无不“与民偕乐”,所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他以文王建灵台灵沼为例,说明只有“与民偕乐”,才能“乐其乐”。孟子忧乐观以“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与民同乐”为显著特点,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先忧后乐:忧乐精神的价值呈现

中华忧乐精神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层面始终充满着群体至上和群体优先的性质,强调个体的忧乐意识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赋予这种先忧后乐以民族德性和美德伦理的意义,从而为个体成员的尊道贵德、修道成德开启了通途。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借助“乐得其道”和“恐失其道”的“道论”及忧乐情怀,阐发了国家社稷和芸芸众生价值的至上性和伦理的合理性,为江山社稷的保护与建设、民生伦理的改善注入了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先忧后乐”作为中华忧乐精神的基本旋律,彰显了个体与天下伦理关系的次序,强调个体只有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伦理精神,才能真正成就一番功德圆满的人生志业。

此外,中华忧乐精神的理性化、情感化和价值化还使得中华民族发展起了一种独特的忧乐文化,而其忧患意识、乐感文化、悲悯精神以及宋词中“豪放”与“婉约”互补共振的伦理品质无不是中华忧乐精神的生动体现及其意义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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