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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一个“不情愿”的现代主义者

2018-01-16 09:02:23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汪行福 张云凯

按照黑格尔的理解,“法的理念是自由,为了得到真正的理解,必须在法的概念及其定在中来认识法”。[7](P1~2)作为自由的定在,法是一个系统,它的发展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抽象法是自在的普遍意志的法,它表达了人之为人的抽象的和普遍的权利,表达的是人作为任性的意志的权利。道德把人作为自主的主体来理解,在这里,人们把目光从外在世界转向自身内心,由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善和道德,因此自由不再是主观的任性,而是抽象的普遍意志的表达。关于抽象法与道德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抽象法之所以先于道德,一方面是因为抽象法的法律自由是道德自由的条件,另一方面,道德自由又是法律自由的发展。如此来理解,先有抽象法再有道德就是顺理成章的,无需用思辨的逻辑学概念就能理解。同样,对道德向伦理的过渡也可以做非思辨的解释。一方面,抽象法和道德自由只有进一步发展为伦理的自由,才能体现自由的理念;另一方面,没有抽象法和道德作为其先决条件,自由的伦理秩序也无法建立。因此,我们不能把抽象法、道德与伦理的关系理解为思辨哲学的概念等级制,而应该理解为普遍自由的规范原则在现代世界实现所需要的条件及其内在关系。

黑格尔的《法哲学》容易给人以神秘的思辨逻辑主义印象,长期以来被视为黑格尔最保守的著作,除了他为君主立宪制辩护之类的具体观点外,还因为他对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持一种反思的理论态度。黑格尔强调,哲学总是一种“后思”(nachdeken),即跟随在现实后面的思考。因此他会说:“无论如何哲学总是来得太迟。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必然是历史所呈示的。……密勒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7](P14)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哲学似乎是面向过去,而不是朝向未来的;似乎哲学只具有历史的解释功能,而没有引导人们改变世界的实践功能。这一立场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的激进主义者来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正如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柄谷行人所说,黑格尔哲学不仅因为上下颠倒了经济基础与国家上层建筑的真实关系,而且也因为前后颠倒了过去与将来,从而使自己的哲学成为面向过去的哲学。而马克思的哲学正是把黑格尔这两个颠倒再颠倒过来而实现的。柄谷行人的解释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黑格尔的解释是片面的。如果我们承认,黑格尔哲学所呈现的历史不是任意的、偶然的历史,而是世界历史所展现出来的自由的历史;不是任何国家的历史,而是世界历史民族所代表的历史,黑格尔就不仅可以通过自己的国家学说为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所塑造的历史辩护,而且可以对相对于世界历史进程落后的德国提出自己的改革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哲学不仅包含着对过去历史的解释,也包含着对德国当下现实的理性期待。实际上,黑格尔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强调,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有本质的区别,即使希腊世界按照理念与现实的关系来说构成了一个和谐的伦理整体,但是,由于它缺乏现代国家的主观自由原则,并且把自由限制在少数人范围内,因而已经过时。黑格尔在谈到现代国家时指出:“一般来说,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原则的。……一切国家制度的形式,如其人不能在自身中容忍自由主观性的原则,也不知道去适应成长着的理性,都是片面的。”[7](P291)这是明确要求国家要适应“成长着的理性”。这个理性无非是人类追求自己自由的知识和经验。显然,黑格尔并没有对国家做无原则的辩护。

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中最重要的意识是严格地区分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它的现实存在。黑格尔指出,法律与自然规律的区别在于,它的实存与合理性不是自在统一的,因为“法律是设定的东西,源出于人类。被设定的东西和内心呼声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或者彼此一致。人不只停留在定在上,也主张在自身中具有衡量法的尺度。他固然要服从外部权威的必然性和支配,但这与他服从自然界的必然性截然不同,因为他的内心经常告诉他,事物应该是怎么一个样儿,并且在他自身中找到对有效东西的主宰或否定”。[7](P15)黑格尔明确说:“一个坏的国家仅仅是一个实存的国家,一个病躯也是一个实存的东西,但它没有真实的实在性。”[7](P280)这些论述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法律和政治领域,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要求人们理解国家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不否定人的判断和行动的自由。因此,我们不能把黑格尔视为绝对国家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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