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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一个“不情愿”的现代主义者

2018-01-16 09:02:23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汪行福 张云凯

就黑格尔把民族的历史理解为世界的历史而言,他的历史观已经是一种现代性历史观。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大写的‘历史’这个集体单称词汇与不同行为者的诸多历史不同,它是18世纪晚期的一个标志性成果。”[10](P179)正是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影响下,人们才开始按照自由的发展来看待历史,并把所有民族和国家放在同一时间框架中衡量,而这一总体的时间框架就是世界历史。一个民族没有达到世界历史水平,就是落后于自己的时代。基于这一历史框架,黑格尔不仅根据自由意识的发展区分历史的不同阶段,而且用它来考察不同民族国家及其文化传统的价值和意义。

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最大暧昧之处是他的历史终结论和西方中心论。他明确说:“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精神就像太阳,它从东方升起,因此,历史是从东方开始的。西方虽然是由落日的余晖照耀着,但是,由于自由意识的成长和普遍化,太阳此时散播着更为高贵的光明。”因为,“东方从古到今知道‘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5](P111)在黑格尔看来,精神是发展着的生命。东方国家是实体性精神阶段,虽然精神的太阳已经升起,但人们并没有获得主观的自由意识,因此,它只是人类的幼年期。到了希腊世界,精神逐渐获得了朝气蓬勃的个性形式,绽放出美丽的精神花朵,因而是世界历史的“青年时代”。但是,希腊的世界是一个天真的世界,自由与意志的结合还是偶然的、易变的,自由还没有被把握为普遍的原则。抽象的普遍性意识是由罗马代表的,它是人类历史的壮年期,“这时国家开始有了一种抽象的存在,并且为了一个目的而展开”。[5](P114)在罗马世界中,不仅人格被承认,个人成为有权利的人,而且罗马帝国把所有的神祇集中在一起,营造了一个世界大同的普遍性。但是,在黑格尔看来,罗马世界的普遍性是抽象的,它没有与民族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旦帝国的权力衰落了,它就解体了。罗马之后的历史沿着两个方向发展,普遍性意识在个人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国家的方面则沿着专制的方向发展,因而普遍的自由与专制的个人之间的分裂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日耳曼世界出现了,这是世界历史的第四个阶段”,它就像人生的老年,带着精神的成熟和智慧进入到历史的终点,把个人自由与国家调和起来。在黑格尔看来,日耳曼世界是基督教的精神原则与世俗国家的野蛮权力之间斗争的结果,一旦基督教的普遍的内在自由原则战胜了粗野的外在国家,世界历史就实现了它的目的,走向它的终点。

如何看待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首先应该承认,在多元文化的时代,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念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不仅把世界历史理解为单线条的发展过程,而且赋予西方相对于其他地域和国家以理性特权。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着眼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具体内容,而是着眼于他用来思考历史的普遍原则,即被他神秘地称为历史本身的理性目的——普遍的自由,那么,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不能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目的论。因为把历史理解为理性普遍目的的实现,既可以用于对过去历史的反思,也可以作为对未来合理的普世秩序的向往。其实,黑格尔思辨的哲学的历史概念虽然可以指认为是对现实进行意识形态辩护的历史终结论,就像今天福山所做的工作那样,但也同样可以视为对人类各种正义和进步事业的辩护。如果普遍的自由是历史的目的,它就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日耳曼世界,同样也应该成为所有世界的原则。苏姗·巴克-莫斯(Susan Buck-Morss)在《黑格尔、海地与普遍历史》一书中就指出,一旦把黑格尔的主奴关系理论与他的世界历史观念结合起来,就可以解释像海地这样的殖民地国家为什么能够运用宗主国的原则来反抗宗主国。[11]实际上,黑格尔本人也非常关注海地革命,并意识到这一革命是他的历史哲学原则的另一种实现方式。如果是这样,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不仅没有终结历史,反而赋予了理性权能在历史中进一步证明自己的合理要求。

对黑格尔的绝对主义指责的第三个命题是认为他的哲学宣扬国家主义,把国家作为客观精神的最高目的和最终归宿。这一指责主要针对他的法哲学。在黑格尔的所有著作中,《法哲学》受误解最深,“但是,就黑格尔而言,它其实是一种尝试系统论述经过改革的现代欧洲国家和社会的合理形式……(对此)黑格尔的绝大多数朋友和学生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12](P509)黑格尔的《法哲学》要完成的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是解释后法国革命时代出现的新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二是使德国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真正国家。

黑格尔认为,法与国家像其他事物一样,也有它的客观真理,它的结构要素和关系也需要符合理性的内在必然性,“现在本书是以国家学为内容的,既然如此,它就是把国家作为其自身是理性的东西来理解和叙述的尝试,除此之外,它什么也不是”。[7](P12)为了证明国家与法有其客观真理,黑格尔在《法哲学》中使用了“从一个论题进展到另一个论题以及进行科学论证的那种哲学方法,即整套思辨的认识方法,跟其他任何认识方法有本质上的区别”。[7](P1)黑格尔的这种做法易于使人误解。马克思就指出:“他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完成了自己的事情并且在抽象的逻辑中做完了自己的事情的思维的样式来制造自己的对象。黑格尔所做的事情不是发展政治制度的现成的特定的理念,而是使政治制度和抽象理念发生关系,使政治制度成了理念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这是露骨的神秘主义。”[6](P259)但是,黑格尔的《法哲学》其实是对自己时代的反思。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7](P12)事实上,黑格尔不是让现实从属于逻辑,而是让逻辑从属于现实。

《法哲学》为人诟病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它的思辨逻辑的阐述方式;二是它赋予国家神圣地位。这两个批判虽然部分地成立,但不够全面。虽然黑格尔是用思辨逻辑方法来阐述其内容的,使用了“自在”“自为”“自在自为”以及普遍性、特殊性和个体性等《逻辑学》中的范畴,并且在具体阐述中有人工斧凿的痕迹;但是,黑格尔对抽象法、道德和伦理的具体内容以及关系的阐述,完全可以独立于他的逻辑学而得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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