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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树勋:早期道家宇宙观的人文向度

2017-10-17 08:51:11 《文史哲》第20172期 叶树勋

作者简介:叶树勋,南开大学哲学院助理研究员(天津 300071)。

一、道家宇宙观研究的一个新论域

在古代中国的“哲学突破”中,先秦诸子学并没有经历类似于古希腊哲学的从自然转向人事的演变过程,而是从一开始就对自然与人事展开相交融的整体性思考。这不仅是古代中国“哲学突破”的特点,同时也反映了古代中国宇宙观的思维特色。甚不同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物理性取向,古代中国人观察天地自然时具有相当强烈的人事关怀,他们更主要地并不是源于惊讶而去观察外在自然界,而是本着拯救时弊的理念在天地间发掘可用于指导人事的学问。

这种思维具体到诸子学内部,各家关注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如儒墨等学派从社会问题出发,往往将人事的根源直接托付给“天”,对万物现象并不是特别重视。道家则不然,从其创始人老子到庄子学派和黄老学派,每一阶段都对自然万物表现出比较丰富的思考,相继造就了早期道家宇宙观的理论体系①。在道家思维里,人是宇宙大化流行中万物之一员,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人类的问题与万物的问题具有同源性,因此他们将解决人事问题的思路拓展到宇宙场景,从现象界不断向上追溯,求索天地万物的生成之源、存在之本,希望在世界根源处找到可用于指导人事的根本方案。基于这种同源性思维,道家也就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人文化宇宙观,成为古代中国“宇宙观突破”的主要代表。

古代中国宇宙观不离人事的思维特色引起了海外汉学界的广泛关注,汉学家们通常用“关联性宇宙论”(Correlative Cosmology)来概括古代中国特有的宇宙论。这种定性比较适合于理解阴阳家的思想和汉代天人感应学说,而早期道家所代表的人文化宇宙观及其相关的同源性思维与关联性宇宙论,在理论性质上则与之有所不同②。一方面,在道家思维里,此前不怎么受关注的“物”的问题,作为从现象界向上推溯的理论基点,获得了相当重要的地位③;另一方面,道家也从“天道”的思想资源里抽象出“道”的概念,用以表示宇宙万物的生成之源④。通过“道—物”关系的理论,道家对万物所由来、所以在等问题也就有了初步解释。不仅如此,更需注意的是,原属人文范畴的“德”观念被道家推展到宇宙观场合,与万物的话题密切关联起来,而展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物德论。在这一论域里,“德”不仅可以表示万物的内在性能及其多样化表现,而且还具有普遍化育万物的意义,这是道家对“德”观念的大尺度改造。如所周知,在早初“以德受命”的主流话语中,“德”是人文意识日渐提高的重要标志⑤,而后儒、墨等学派继承并发展了它的人文意义,主要体现为德性与德政两方面的内涵。但道家对它的理解却显得比较特别,他们不仅在人事方面赋予其新的内涵,而且更别具一格地使之突破了人世社会的范围,而反映出道家对自然世界的某些看法。

这种情况集中反映了道家哲学的同源性思维,为我们考察宇宙观的人文向度提供了一个重要论域。但学界对道家宇宙观的研究通常情况下都以“道”为中心,而上述论域长期以来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⑥,与之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就容易被忽视或被模糊化。例如,论者一般是基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路,认为道家主张人类按照以“道”为核心的自然法则来安顿个人生活和社会秩序。这种理解模式整体上能够反映道家宇宙观的人事关怀,然而在此基础上,仍有一些关键问题有待继续探讨:首先,宇宙自然法则何以成为人事规则的来源,道家对此作何考虑,有何说明?尤其是作为万物总根源的“道”,为什么可以成为处理人事的最高依据,它的价值何在?其次,道家如何阐述形而上下的关系,人作为形而下世界之一员,凭什么可以体认形而上之道,他的资格何在?再次,宇宙法则如何化用到人事领域,尤其是无形无名、超绝言象的“道”,它的落实途径具体何在?前两个方面其实是重新审视自然之道被运用到人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问题⑦,第三个方面则具体关注如何化用自然法则。

这些问题都与道家宇宙观的思维特色密切相关,并且在不同程度上都超出了以“道”为中心的研究视域。我们不否认“道”是道家哲学中的最高范畴,然而如果仅依靠对“道”的诠释,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将很难获得深入的探讨。为此,我们需要突破传统的研究视域,进一步开掘道家哲学的其他资源。而一旦适当转移研究视域,我们就会发现,道家对上述问题其实另有说明。“道”的正当性如何被揭示,“道”、“物”关系如何被界定,以及人类的悟“道”资格如何被确认,宇宙观对人事的指导意义如何具体落实,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与“物德”话题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有待我们系统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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