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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唐宋思想转型与儒学复兴的先驱

2017-10-17 08:50:54 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伏清 唐琦露

柳宗元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不仅有很高的文学成就,而且对唐宋思想的转型尤其是中晚唐儒学的复兴有重要贡献。

面对儒释道三教并存,尤其是佛教的异军突起,中晚唐儒学内部就如何应对佛教的挑战存在着分歧:一派以韩愈为代表,主张标旗立帜兴“道统”,力倡反佛辟佛;另一派以柳宗元为代表,主张以儒道为评价准绳审视佛教,寻找孝道等契合点,同时以儒道为圭臬批评时禅体用分离,指摘佛教经学的僵化泥囿。事实上,韩愈辟佛反佛只流于形式,在实质上,韩柳走的都是统合儒释道、兼容并包的开放思路。故在如何对待佛教的问题上,韩柳可谓“殊途同归”,甚至可以说是“同途同归”。

针对进士仅以浮文媚世,明经仅以记诵见长,导致儒道不举的现实,柳宗元以双重角色,推动了古文运动和解经范式的变革。

首先,柳宗元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解除了儒道发明文体方面的禁锢,为宋明理学文风开路。其一,古文运动一扫六朝以来的文体,力主复兴先秦两汉质朴的散文文体,使儒学获得新的形式和生命。其二,柳氏主张“文者以明道”,重新厘定文学和儒学之道的关系,明确界定儒家的主旨为“辅时及物”,突出儒学的作用和意义,影响了学风的改变。“文者以明道”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宋儒“文以载道”思想的成型。其三,柳氏明确“为文之道”,重视内在的“意”和语言的“畅”,讽刺骈文徒有虚表。

其三,柳宗元承继啖助、赵匡、陆质及新《春秋》学派的思想,倡导解经范式的变革。他批判“以讽诵章句为精,以穿凿文字为奥”的经学传统,指出,无论魏晋的玄学遗风、六朝以降名物训诂之礼学,皆是借章句学的外衣,比附于儒家经典而以注以疏的形式存传于世,导致儒术于道不明于天下。就章句和义理的关系而言,柳氏力求两者兼备,但又暗示“探奥义”高于“穷章句”,主张以明“大中之道”为经学的宗旨。就如何“明道”而言,他主张借助疑古辨伪、舍传求经之方,从经史合一的《春秋》中探求“圣人之微旨”“王道之根源”,以此重构儒家的社会政治秩序,以彰儒学经世致用之功用。这一经学主张本身包含“解构”和“建构”两个方面:前者表现为对章句学的批评;后者表现为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由我心”以“明圣意”,立己说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正是这种对旧有观念、思维方式的解构和对个体思想的重建,才使得儒学由汉学转向宋学。

柳宗元的思想涵括佛、老、庄、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在他看来,儒释相通、儒道相融、儒子相蓄。

柳宗元把道家和道教相区别。对于道家学说,他认为老子为孔子异流,并非相抗,它们都具有辅佐政治教化的社会作用,其“民利而民自利”等观点正是受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影响。此外,他肯定道家淡薄功名利禄、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批评道教和道教徒中那些违背儒道的言行,如长生久寿的观念与辟谷服气、丹药方术的行为。柳氏对道教的辩证批判,有利于宋明理学中政治伦理和理想人格理论的发挥。

经“焚书坑儒”、“罢黜百家”后,先秦诸子学说已罕有人问津。柳宗元却遍求诸子百家之学,将其纳入以儒家经学思想为中心的古代文化体系中。对于百家之言,即使是不符合儒家经传条文的,只要“利于事”,他也主张汲取。柳宗元还借鉴诸子学究天人的学术思维方式和严密逻辑、犀利言辞的论辩方法,把子学的人性精神落实到儒家的道德实践中。

柳宗元对两汉以来的哲学基本问题,如元气本体论、天人关系和人性论及理想人格等问题,进行了概括总结,为宋明儒学的复兴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首先,柳宗元批判并继承了两汉元气本体论思想。在他看来,宇宙本身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明确主张“元气自动”,“自动自体,自峙自流”,认为天、地、万物统一于元气,通过元气的冷热变化、相互作用而生化万物。元气论的日益完善对回应佛教的虚无本体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对张载的“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和元气中阴阳二气“交错而动”的思想也产生了影响。

其次,在“天人”关系问题上,柳宗元对“力命”之争作了批判总结,明确提出“天人不相预”的观点,为宋明儒学建立新的宇宙观消除了主要屏障。他批评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班彪、班固等人“推古瑞物以配命”的天人感应说违背了儒学的传统精神。他具体而微地批判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祥瑞、符命、长生论等思想,主张“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他对天人感应论的批判,使宋儒自觉意识到儒学的发展需放弃“天人感应”论而另辟路径。

最后,在人性理想层面,他主张道德本有,带有性向善论的倾向,又主张承继并发扬儒家人道原则,主张人性“自然”说;在理想人格的培养方面,他主张理智和意志的共同作用,认为“成人”首先在于“志于道”,主张将学与习紧密联系。他认为本有之道德在不同的天赋“纯粹之气”与“刚健之气”的作用下,形成了不同的外在的道德表现——仁义忠信,主张既以理智力“敏以求之”,又靠意志力“为之不厌”,实现“人道”与“仁道”的互相依存,呼吁为政者必须关心民生,顺乎民情。可见,柳宗元的思想是以传统儒学的人道原则为旨归的,为宋明儒学对人道观上如“性”(天性和德性)和“习”(习气和习行)关系问题的解答,奠定了理论基础。

柳宗元在学术史上被定为“异端”,但实际上,柳宗元的思想与宋明理学并非格格不入,我们能看到两者之间的历史联系。当然,柳宗元虽克服了汉儒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但其“天人不相预”的理论与宋儒的“天人合一”思想有质的区别;同时,他主张元气论,并未完全摆脱汉儒思维方式。这说明柳宗元在唐宋儒学转型的准备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柳宗元思想研究”(12FZX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杨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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