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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哲学的历史分期:学着讲、照着讲、接着讲

2017-05-15 13:44:40 中国社会科学网 郭庆堂

作为古典意义上的哲学,中国在先秦时期就丰富多彩,产生的时间不比古希腊哲学晚,思想内容也不比古希腊哲学逊色,但是,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哲学,作为系统化、知识化或专业门类的哲学,在中国却是20世纪形成的。就现代意义上的哲学而言,20世纪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世纪。

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开头就说:此书“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冯先生在《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又说:“新的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这就是‘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分别。(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张立文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哲学: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的文章,拜读之后,受益匪浅。笔者受冯、张先生的启迪,把20世纪中国哲学分为“学着讲”、“照着讲”、“接着讲”三个时期,并把21世纪定位为中国哲学“自己讲”的时期,以求教于学界诸师。

20世纪中国哲学的最大特征是向西方学习。中国学人是从“学着讲”经过“照着讲”走向“接着讲”,只有在21世纪才有望“自己讲”。“学着讲”的是学徒,以西方哲学为师,参照西方哲学的模式,分析传统学术思想史中的内容,建立自己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和哲学史。“照着讲”的是宣传者、文化仆从或教条主义者,自以为找到了绝对真理,于是照本宣科,照抄照搬,比着葫芦画瓢,忘记了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的道理,嘲弄哲学的结果是哲学嘲弄了生活。“接着讲”的是发挥者、发展者、后继者,只有“自己讲”的才是划时代的哲学家。“学着讲”精神可嘉;“照着讲”是拙劣的模仿;“接着讲”是光荣的;“自己讲”才是值得骄傲的。

一、“学着讲”时期

中国的哲学思想尽管非常古老,但是到19世纪末仍然没有“哲学”这个名词,更没有哲学这个学科,哲学思想与其他学术思想浑然一体构成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史。从20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是中国人学着引进“哲学”概念,学着讲中国哲学史,学着讲西方哲学,学着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期。

1873年,日本学者西周最先使用“哲学”两个汉字翻译"Philosophy"一词。1898年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出版,把“哲学”一词引入中国。1902年,《新民晚报》上的一篇文章首次把“哲学”这一译名运用于中国传统思想方面。“哲学”一词开始在中国流传,中国开始了西方意义或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哲学”概念的形成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并且这种学习在最初还是跟着日本人学的。

20世纪以前,既然中国没有哲学概念,那么也就没有哲学学科。1914年,北京大学设立“中国哲学门”;1919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改“中国哲学门”为哲学系,标志着作为现代教育和科研体制下的一个专业门类“哲学学科”在我国正式确立。1929年留学美欧的张颐先生回国主持北大哲学系,讲授康德、黑格尔哲学,至此,中国才有了象西方国家大学中那样的哲学系。这说明,作为一个专业学科门类,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中国哲学”是在20世纪初西方思想的涌入过程中产生的。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产生到新中国成立,是中国人学着讲哲学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各种西方哲学流派涌入中国,它们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里相互冲突,也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冲突、融合、会通,形成诸多学派自由创立、相互竞争的局面。这种局面是由当时中国政治上的分裂与经济上、文化上的半封建半殖民化的社会现实决定的。冯友兰在这个时期即将结束时意味深长地说:“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局面尽管看起来很混乱,可是中国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哲学思维,却有了伟大的进步。这并不出人意料。中国的混乱,是中国社会性质由中世纪向现代转变的一个方面。在这场转变中,造成了新旧生活方式的真空,传统的生活方式已经古老废弃,新的生活方式仍然有待于采用。这样的真空,十分不便于实际生活,但是很有利于哲学。哲学总是繁荣于没有教条或者成规结束人类精神自由运动的时代。”(《冯友兰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2-424页)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哲学领域的活动有两大主题:一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批判和改造,即用西方哲学的范式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内涵进行削足适履式的改造,二是对西方哲学文化的大量引进与选择。

用西方哲学的模式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改造表现为编写中国哲学史,即学着西方哲学讲中国哲学史。第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是谢无量在1916年出版的。谢无量主要是文学史家,他的哲学史内容简单,也没有什么特点。胡适从美国回来,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1919年把讲义整理后出版,就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他用西方哲学主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只好使古人之“足”适洋人之“履”了。蔡元培在给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的“序”中指出,治中国哲学史有两层难处:一是材料问题;二是形式问题。材料的取舍方面必须有“汉学”的功夫,而形式上中国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所以“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与胡适相比,冯友兰更彻底地仿效西方哲学的模式来建立中国哲学史,即参照西方哲学对中国历史上的思想材料进行取舍和诠释。正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绪论”中所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标志着新的学术范式的确立,此后在不到20年的时期内,出版了几十种以“中国哲学史”命名的著作,其底色都是来自西方哲学。张岱年在30年代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中指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方哲学颇为相当。”“区别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标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这都说明,中国人是在学着西方人讲自己的哲学史。

对西方哲学文化的引进构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的主要内容。中国哲学“学着讲”的过程,亦即外国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最早引进英国经验论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严复,最早引进欧陆理性论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国维,最早引进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胡适。五四运动之后,大量西方哲学思潮涌入中国,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实验主义、尼采哲学、柏格森哲学、新实在论、马克思主义等。面对西方哲学的大量涌入,中国哲学家作出了回应,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学者力图在中国原有哲学的基础上去吸收外国哲学从而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他们“援西入儒”,企图“华化西洋哲学”或“儒化西洋哲学”。他们自以为自己的哲学是中西哲学精华的融合,但事实上都是中西唯心主义的相互诠释和重新组合,并不代表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与主流。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新道论、贺麟的新心学,都是中国现代哲学大树上开出的鲜艳然而是没有结果实的花朵。总的来说,他们的尝试并不成功,只是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些人都是参照西方哲学系统,用中国哲学史的素材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可以视为一种练习。因此,他们的哲学并没有产生较大影响,也没有获得哲学界的认同,更没有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

在众多的五光十色的西方哲学流派中,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他们的选择代表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方向。马克思主义的输入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空前大革命,使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获得了当代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此中国革命为之面貌一新。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着重学习、宣传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史观。这是因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在哲学中所作的革命变革之所在,当时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注重唯物史观。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主潮流,吸引着千百万青年学子。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是李达、艾思奇等人。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中国第一部内容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理论资料。毛泽东1937年写的《实践论》、《矛盾论》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这两篇哲学著作,以其理论的系统性和深刻性,语言表述的生动性和通俗性,语言风格方面的民族气派,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20世纪上半期,在各派哲学的论争中还有国民党官方哲学。它本质上是孙中山哲学的向右发展,是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和现代法西斯主义的结合。它的主要表现形态是戴季陶的“民生哲学”、陈立夫的“唯生哲学”和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它们虽然由于国民党官方的大力支持和宣传,曾产生很大影响,但学术理论价值并不大。

这一时期,由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历史、时代全部问题、矛盾的空前会聚,中国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变时代,中国哲学也进入了一个有史以来最为绚丽多彩的全新时期。尤其是建国前30年哲学的发展姹紫嫣红,百家争鸣,流派纷呈,波澜壮阔。西方哲学大量涌入中国,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理论思维及价值观念的转换;传统哲学逐渐迈向现代化,中国哲学开始面向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但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只注意到思想文化的时代性,忽视了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多元性,从而陷入了极端的片面性;现代新儒学虽然注意到思想文化的民族性,但没有找到中国传统哲学走向现代化的真正途径,也没有做到平等、公正地看待中西哲学文化的价值,从而背时离势,陷入泥古的状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急切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特别强调革命战争条件下集体主义价值观,对传统哲学中的宗法封建思想和儒家思想中的泛道德主义缺乏应有的批判,对现代西方哲学文化中的合理因素缺乏应有的采纳。因此,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哲学没有真正解决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也没有真正解决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中国人民虽然站起来了,但中国人的哲学却是“学着讲”的。

中国人在学着讲哲学的时期,也接受了第一次全球化中的单一性的思维方式。这种单一性的思维方式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化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把苏联30年代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作为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看作对这一体系正确性的论证或说明。任何超越这一体系的提法都被视为异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一世界背景下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以,他们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发源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典,而是经过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再创造的辩证唯物主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再创造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也就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蓝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论”的核心思想就是以实践来证明俄国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这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包含着一个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其对实践的丰富研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坚持了多样性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无法摆脱俄国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包含着单一性思维方式。这种单一性思维方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教条化的一个前定的内在因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包含的这一内在矛盾决定着它将来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单一思维方式膨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僵死的教条;彻底发挥多样性思维方式,走向的新创造性。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是前一种可能性的充分实现,70年代后期以来是后一种可能性的充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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