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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伟:尼采、虚无主义与形而上学  

2017-04-20 16:11:56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第20166期 张志伟

作者简介:张志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本文主要通过海德格尔《尼采》一书分析尼采与形而上学的问题,意在讨论海德格尔通过与尼采的“争辩”(Aus-einander-setzung)①而展开的关于形而上学的深思。

《尼采》这部巨著出版于1961年,系海德格尔根据他1936年至1940年在德国弗莱堡大学做的尼采专题讲座整理而成,另外附加了若干篇作于1940年至1946年间的论文,②集中体现了他十年间对尼采思想的思考。本文关注的是海德格尔通过对尼采的解读而展开的关于形而上学的思考,并不纠缠于他对尼采的解读是否符合尼采思想本意的问题,这是其一。就此而论,本文认同海德格尔在《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第二版序言中为其“强暴性”阐释所做的辩护:“一场思想的对话遵循不同的法则”③。其二,本文不准备考虑海德格尔关于尼采之解读的思想变化。虽然《尼采》一书所涵盖的内容历经十年之久,但毕竟是由海德格尔本人统一整理而成,应当视为一部完整的著作。④最后,本文不涉及海德格尔之所以解读尼采的种种复杂原因,例如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纠葛等。本文关注的是海德格尔通过对尼采的解读而展开的形而上学批判。如果说海德格尔曾经把康德视为存在问题的代言人,⑤那么也可以说,尼采就是海德格尔形而上学批判的代言人。⑥

形而上学曾长期占据着西方哲学的中心,一部西方哲学史几乎就是一部形而上学史。虽然大多数哲学家都有自己一套形而上学的理论学说,但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精通形而上学这门学问。德国哲学家似乎得天独厚,康德、黑格尔等人都是形而上学的大师,海德格尔更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分析批判虽然深深地打上了他的思想烙印,带有浓厚的海德格尔色彩,但是由于其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入的源始之思,乃构成了对形而上学的“存在历史”的深刻阐释。其中,他对尼采的解读在其形而上学之思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海德格尔殚精竭虑解读尼采,甚至曾经几近心力交瘁而精神崩溃,⑦对尼采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一、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把尼采的形而上学确定为形而上学的终结,同时又把尼采视为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这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不过自有他的理由。

海德格尔在第一个讲座《作为艺术的强力意志》中对讲座意图的说明也可以看作其《尼采》一书之意图的说明:“本讲座的任务是说明尼采赖以展开和解答西方思想之主导问题的基本态度。要为一种与尼采的争辩做好准备,就必需有这样一种澄清工作。如果说西方思想迄今为止的传统在某个决定性方面聚集并且完成于尼采思想中,那么,与尼采的争辩就将成为一种与迄今为止的全部西方思想的争辩。”⑧在海德格尔看来,虽然尼采颠覆了传统形而上学,揭示了形而上学虚无主义的本质,但是他的思想仍然没有超出西方思想之“主导问题”(即“什么是存在者”)的范围,尚未触及哲学的“基础问题”(即什么是存在本身)。不过,作为形而上学的终结也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尼采将西方思想关于“什么是存在者”这一“主导问题”的解答推到了极致,因而海德格尔与尼采的争辩也就意味着对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清理和批判。

按照通常的观点,形而上学以存在为研究对象。形而上学肇始于希腊哲学,而以黑格尔哲学为集大成者。黑格尔之后,几乎所有的哲学流派皆以批判黑格尔起家,故而黑格尔哲学标志着形而上学的完成和终结。海德格尔虽然对此并无异议,不过他认为尼采和黑格尔一同构成了形而上学的终结。在某种意义上说,黑格尔通过形而上学的完成达到了形而上学的终结,而尼采则通过形而上学的终结完成了形而上学。

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的终结意味着“形而上学的本质可能性已经完全发挥出来的历史性瞬间。这些可能性当中的最后一种必定是这样一种形而上学形式,在其中,形而上学的本质被颠倒了。在黑格尔和尼采的形而上学中,这样一种颠倒不仅现实地、而且有意识地——但却以各各不同的方式——得到了完成”⑨。黑格尔是柏拉图主义者,尼采则自称其哲学为柏拉图主义的颠倒。两者虽然正好相反,但是存在于前者变成了理性,而于后者变成了价值,实际上都是存在的遗忘。所不同的是,黑格尔对存在的遗忘与以往形而上学一样是隐性的,而尼采则公然揭示了存在“不存在”的事实。因此,相对于通过形而上学的完成而使形而上学臻于完善的终结(黑格尔哲学),通过颠覆形而上学而使之终结的方式完成形而上学(尼采思想)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形而上学以存在为对象,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它在根本上始终都没有触及存在本身。一切形而上学的基础是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形而上学思的是存在者的存在,表示存在的流行名称是ousia,即在场,“这个名称就已经向我们透露出:存在是如何被思考的,也即存在与存在者是以何种方式被区分开来的”⑩。ousia(在场状态)意味着存在状态(Seiendheit),从而意指存在者中的普遍之物,即最普遍之物中的最高普遍性。在形而上学中,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的依据和要义似乎就在于:撇开(即“抽掉”)存在者的一切特殊性,以便保持作为“最抽象之物”的最普遍之物。因此,“通过把存在解释为最普遍之物,并没有对存在本身说出什么,而只是言说了形而上学是如何思考存在概念的……这一事实十分明显地证明了:形而上学是多么明确地远离于任何一种对存在与存在者之区分的沉思,尽管它处处都用到这个区分”。(11)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是由存在者的存在来回答的,而存在者的存在亦即“是什么”的“什么”(Was),也就是存在者的“什么性”(Washeit)即本质,对柏拉图来说就是“理念”(Idea、eidos)。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以存在者的抽象来呈现存在者的存在并且以之来规定存在者的柏拉图主义主导了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直到尼采才被颠覆。

柏拉图哲学的基本原则是感性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划分,亦即现象与本质的划分。感性之物是个别的、偶然的、不完善的,处于生灭变化之中,所有感性之物构成了“可感世界”或“感性世界”,而每一类事物的类本质即决定一类事物“是什么”的概念或理念则是感性之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据。按照柏拉图主义,真实之物即真实存在者是超感性之物即理念,感性之物则是介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现象。它们之所以并非一无所有而被称为存在者,完全是因为真实存在者即理念是它们存在的根据,因而感性之物是超感性之物的“影像”:“不存在者是从真实存在者那里获得存在的影子和剩余的”(12)。尼采的观点则与此相反:“我的哲学乃是一种倒转了的柏拉图主义:距真实存在者越远,它就越纯、越美、越好。以显象中的生命为目标”。(13)所谓柏拉图主义的倒转并不是说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调换了位置:“我们废除了真实的世界:剩下的是什么世界?也许是虚假的世界?……不!随着真实的世界的废除,我们同时废除了虚假的世界!”(14)尼采的倒转乃是对超感性领域的清除,以往对一个真实的和值得追求的东西的设定已经终止,理想意义上的真实世界被取消了。伴随着真实世界的取消,虚假世界也不复存在,“因为虚假世界只有作为真实世界的对立面才能成为所是。如果取消了真实世界,也就必定取消了虚假世界。只有在这时候,柏拉图主义才得到了克服,这就是说,它如此这般地倒转过来了,以至于经过这种倒转,哲学思想就从柏拉图主义中转变出来了”(15)。

由此,尼采便揭示了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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