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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及二十世纪大陆关学研究的辨析与前瞻

2016-08-03 08:59:35 《中国哲学史》 刘学智

张载(1020—1077)一生多在陕西关中横渠讲学,学者称横渠先生,在他的周围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独特思想旨趣和风格的地域性理学流派,史称关学。

南宋朱熹首次将张载与周敦颐、邵雍、二程(程颢、程颐)等人的思想并列加以考察,著于《伊洛渊源录》之中。但“关学”提法的出现似要晚一些。据愚初步考察,“关学”之名,较早见于冯从吾万历三十四年(1606)完成的《关学编》,[1]冯氏说:“我关中自古称理学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有宋横渠张先生崛起眉邑,倡明斯学”“,而关中之学益大显于天下。”《(关学编自序》)冯氏乃“取诸君子行实,僭为纂次,题曰《关学编》。”冯氏称关学为“关中之学”,并明确将此“学”纳入理学的范畴。此后《,宋元学案》使用了关学这一概念,说:“关学之盛,不下洛学。”(卷31《吕范诸儒学案》)历史上尝将张载创立的关学,与周敦颐之濂学、二程之洛学、朱熹之闽学等学派并列,称“濂洛关闽”,如清张伯行说:“宋兴而周子崛起南服,二程子倡道伊洛之间,张子笃志力行关中,学者与洛人并,迨至朱子讲学闽中,集诸儒之成,而其传益广,于是世之言学者,未有不溯统于濂、洛、关、闽而以邹鲁之道在是,即唐虞三代之道在是也。”(《濂洛关闽书原序》)看来,在朱熹之后不久,关学已被“世之言学者”视为并立于宋代理学的四大流派之一。

对关学及关学史的研究在明代已经开始,冯从吾所撰《关学编》共述及关中理学家三十三人,此对关学史研究具有开先河的意义。晚清关中学者李元春、贺瑞麟又对该书进行了增订。清人王心敬依冯氏《关学编》的体例,撰写了《关学续编》。王心敬说:“关学有编,创自前代冯少墟先生。”该编“实始宋之横渠,终明之秦关(王之士),皆关中产也。”心敬乃“取自少墟至今,搜罗闻见,辑而编之”,成《关学续编》。此二编之作用,如心敬所言“,编关学者,编关中道统之脉络也。横渠特宋关学之始耳。”“横渠以后诸儒,乃龙门、华阴、砥柱之活瀚汪洋,泾、渭、丰、涝诸水之奔赴也。”由此,关学之“源流初终,条贯秩然”。清道光十年李元春(时斋)曾编《关中道脉》一书,收集《增订关学编》(包括冯从吾《关学编》)、《张子释要》《关中三先生要语录》及《关中四先生要语录》四种书,该书事实是有重点地诠释关学文献的尝试。[2]

从清末到民国初期,中国内忧外患,时局动荡,关学研究虽处低谷,但仍未中断。民初学者张骥(四川双流人)亲访关学诸家门人及采集关学典籍,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编成《关学宗传》五十六卷,共收录宋元明清关中儒家学者近二百五十人,并将关学的范围延展至明清时期。张骥表白其《关学宗传》是“以理学为范围”,所收诸儒又“仅以关中为限”,即“以地系人,纵讲关中之学”,[3]明确了关学的“关中”地域性和性理学特征。于是,关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地域性理学学派而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民国24年(1936)署名王瑞卿等人所撰的《陕西乡贤史略》[4],也曾提及关中学者数人,但该书不是关于关学思想的系统研究,仅从乡贤角度略作介绍而已。

20世纪中后期,随着整个中国学术事业的振兴,关学研究了也出现了转机,并日渐趋于兴盛,此一时期,学术问题逐渐展开,思想交锋激烈跌宕。在世纪之交,关学研究又有较大的推进,研究新论不断出现,理论热点此起彼伏。鉴于林乐昌已就20世纪的张载研究做过较为深入的批判性总结,[5]所以有关张载本身研究的情况,此不赘,本文的评述仅限于20世纪的关学研究,并以大陆学者为主。不过,关学研究与张载研究是一个虽有区别但又密切关联的问题,所以又不能脱离有关张载的研究而谈论关学。

一、20世纪以来关学研究的状况及方法论思考

20世纪初期的关学研究,用“蜻蜓点水”来形容,看来并不过分。因为有关关学的专门性论著根本没有,所见者也只是粗略提及而已。30年代前后,钟泰著《中国哲学史》[6]、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7]、范寿康著《中国哲学史通论》[8]、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大纲》[9]等,多是在泛论宋代濂、洛、关、闽之学时对张载思想略加论述,对“关学”以及关学史则未加关注,少有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该卷撰写修订历时二十多年,方于195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则首次对关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有意义的论述。书中提及“北宋时期陕西地方的关学,以张载为核心,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派。”(第545页)并详述其传人。20世纪的后五十年,相继出版了数部有关张载研究的著作,如张岱年的《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1956)[10]、姜国柱的《张载的哲学思想》(1982)和《张载关学》(2001)[11]、陈俊民的《张载哲学及其关学学派》(1987)[12]、程宜山的《张载哲学的系统分析》(1989年)[13]、龚杰的《张载评传》(1996)[14]、丁为祥的《虚气相即——张载的哲学体系及其定位》(2000年)[15]等。这些论著大多对张载哲学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和研究,其中不少论著都将张载视为宋代“唯物论”的代__表,其思想地位遂被凸显出来,关学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可喜的是,其中一些著作如侯外庐等所著《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上)、陈俊民的《张载哲学及其关学学派》、龚杰的《张载评传》、姜国柱的《张载关学》,已不限于张载学术思想本身,而涉及关学史研究的领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俊民对关学的系统研究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所著《张载哲学及其关学学派》,不仅对张载哲学体系做了富有新义的阐释,且对关学学派的源流做了很有见地的疏理。龚杰的《张载评传》第一次设专章(第7章)系统地讨论关学,并涉及到关学与洛学、关学与闽学、关学与反理学的关系等问题,许多见解发前人所未发。此外,这一时期不仅对宋代关学的研究有所推进,对明清时期的关学研究也时有所获,如对明末清初关学领军人物李二曲的学术思想,已有几部研究著作面世。[16]此外,发表有关张载及以及包括李二曲、冯从吾等关学史上重要学人的论文也在百篇以上,其中还有对人们并不关注的元代关学研究的论文出现。[17]1991年和1999年,先后在张载故里眉县召开了两次有关张载及关学的全国或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气化之道——张载哲学新论》、《张载关学与实学》[18]两部论文集,这两部集子可以反映90年代末张载哲学及关学研究的大致面貌。1996年在李二曲的故里陕西周至召开了李二曲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会后印刷了《李二曲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2000年还在西安召开了“关中三李(李颙、李柏、李因笃)学术思想研讨会”。总之,关学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从方法论和特征上说,20世纪以来的关学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世纪初至中叶,关学研究处于既受传统理学的束缚但又力求走出理学窠臼的时期。其代表人物是包括冯友兰等人在内的现代新儒家的一些学者。他们一般承继南宋后诸儒的说法,将张载与周敦颐、二程、朱熹并称为“濂洛关闽”四大流派,认同了张载关学在宋代理学史上之地位。但也有某些变化,如三、四十年代,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称“在道学家中,确立气在道学中之地位者,为张横渠”。(第868页)强调了张载的“气”学特点及其地位。他看到横渠之学与程朱有同有异,如说“‘气质之性’之说,虽为以后道学家所采用”“,则在张横渠之系统中,颇难与其系统之别方面相融洽。但就横渠别一部分之言论观之,则横渠可维持其‘气质之性’之说,而同时亦不至与其系统之别方面相冲突。”(第869页)值得注意的是,大约与冯氏同时的范寿康,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中,已提到张载的“气一元论”和“天人合一”特征,如说:“横渠以为宇宙的本体,乃是太虚一元之气”,(第342页)并“认定吾人之体是宇宙的体,吾人之性就是宇宙的性。”(第344页)这些说法是张载“气本论”这一提法的先声。这些研究一面注意到张载关学的道德心性论特质,一面又注意到张载的“气”论思想,但却没有能把张载体系中论及的道德论与宇宙论进一步内在地加以贯通,可视为从传统理学方法向此后盛行数年的“对子模式”的过渡。第二阶段,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至六、七十年代,人们力图贯彻以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去研究包括张载关学在内的中国哲学,但却受到前苏联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和方法的极大影响,将张载哲学定位为“唯物主义气一元论”,并将其与程朱的“理”本论、陆王的“心”本论对置起来。于是围绕着张载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一元论还是二元论等问题,展开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争论。侯外庐等主张张载的哲学是“二元论”,此后也有学者认同此说。张岱年等在建国前后出版的关于张载的相关论著,肯定了张载哲学的唯物论性质,并对其在唯物论发展史上的地位予以充分肯定。如他称赞“张载是宋代卓越的唯物论者,他对宋代唯物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张载的哲学体系是在与佛教唯心论进行斗争中建立起来的。”[20]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基本坚持了同样的观点和方法。[21]冯友兰于80年代末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事实上也接受了这一方法,如说“道学也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气学是道学中唯物主义的派别”(第5册,第153页)。[22]这些研究,也使承继并发挥其“气”论的王廷相、王夫之等人在“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得以确立。不能否认,这些研究曾确实廓清了哲学史上一些历史迷雾,但也应该看到,受这种方法的影响,一些学者脱离张载关学旨在解决“性与天道合一”和“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主题,而主讲其“气本论”,逐渐离开或淡化了张载关于道德性命的宗旨、知礼成性的取向和天人合一的特征,虽说从一定意义上突破了传统的理学思维,然却走上了一条逐渐远离其思想本质的研究路向。如有的学者把张载与二程等人在学术上简单地对立起来,说成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从而把关学与洛学之间既关联又矛盾的复杂关系简单化。顺便一提的是,此时在港台的一些新儒家学者,走的是则将传统理学与西学结合的路子,如牟宗三将康德哲学与张载的道德心性论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则与当时大陆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理路很不相同。第三阶段,进入80年代后的二十余年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得以贯彻,反映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就是有学者主张真实地把握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和规律,避免简单地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垒”的思维模式解读中国哲学,避免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和概念系统模式化地套解中国哲学。如有学者主张采用由多序列、多层次认识的“螺旋式”结构,就是试图突破这一方法,有不少学者已将其运用于张载关学的研究中。[23]但是这一方法是否合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目前已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实际上中国哲学中并没有合乎这种逻辑的发展和进步关系。”[24]近年出版的一些论著,已注意到从张载的道德心性论特质、天人合一特征、知礼成性的价值取向、经世致用的实学倾向等方面重新认识张载及其关学。但此一动向不是简单地向传统理学的回归,而是一种富于时代精神的超越。

与上述三阶段的说法相近,葛荣晋按上世纪关学研究的特点也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1)“将关学定位为理学的时期”。(2)将关学定位为“唯物主义气一元论”的时期。(3)将关学定位为“实学”的时期。他认为,就宋明思想而言“,除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外,还必须把张载、王夫之、戴震等人的以气本论为基础的‘实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形态来考察。”[25]前两者说法是有道理的,但将第三阶段定位于“实学时期”则值得商榷,因为从实学角度研究张载及其关学,只是近些年来人们所探寻的多种方法、多种倾向中的一种,它尚不能成为关学研究一般意义上的阶段性特征的概括。

总之,关学研究不可能重蹈“两军对垒”的覆辙,同时也要突破传统的理学思维,它将随着整个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而有所创新,这将是新世纪人们要解决的难题之一。在21世纪中西融通的文化大背景下,关学研究也将重放异彩。

虽然关学引起了学界广泛地关注,许多问题也有所深入,但诸如关学当如何界定?关学的思想渊源和基本特征是什么?关学的学风如何?关学史的下限应以何人为界标?还有关学与理学、关学与洛学、关学与闽学的关系以及关学发展中与同期诸多学术流派的互动关系等方面,研究得尚不够深入,有的还相当模糊,甚至疑窦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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