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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贻庭:义利价值权重与治国价值方针选择

2018-03-22 10:32:32 《道德与文明》第20173期 朱贻庭

作者简介:朱贻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41

利益关系是人们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而怎样处理利益关系就有了所谓“义利之辨”。当人们以何种价值取向处理所面对的利益关系时,也就产生了义利关系的问题,从而在实践中由事实上的利益关系上升为价值上的义利之辨。所以,宋理学家程颢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二程遗书》卷十一)。朱熹也说:“事无大小,皆有义利”(《朱子语类》卷十三)。而人们怎样处理义利关系,就形成了不同的“义利观”。它规定了人们行为乃至人生的价值取向,也规定了执政者的治国价值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因而“义利之辨”和“义利观”也就成了传统伦理思想的基本问题。

“义利之辨”,儒家最为重视。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子文集》卷二十四)。这是对“义利之辨”在儒学体系中的学理定位。除了儒家的义利观,还有墨家和法家的义利观,而道家较为独特。老子从其特有的“自然无为”的道德本体论出发,既主张“绝仁弃义”,又主张“绝巧其利”,在形式上对“义利之辨”持超越和否定态度。

义利观有一个主体问题,即谁的义利观?有执政者的义利观和社会个体的义利观。这就区分了义利观的两个层面:在社会治理的层面上体现为执政者的治国价值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在个人修养的层面上体现为人生的价值方针和价值取向①。例如,当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时,指的就是应以“仁义”为治国之道和社会价值导向;而当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时,指的就是人生价值取向。前者用来“治国”,后者用来“治心”。当王夫之说:“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尚书引义·大诰》)时,这里所说的义利观是指人生价值观;而当说:“义利之分,利害之别,民之生死,国之祸福”(《尚书引义·禹贡》)时,则是指执政者的治国价值方针。显然,传统的“义利观”确有两个不同层面的含义。

对于传统义利观的两个层面,论者一般都关注人生价值观或人生哲学的层面,而忽视“义利观”在执政治国层面上的意义。其实,执政者在治国的价值方针上同样有一个“义利之辨”和义利观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执政者的“义利观”或曰治国理政的价值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其重要性要超过个人的义利观。它不仅关乎如何正确处理统治者(集团)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大众利益的关系,而且还关系到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关系。由于学界对义利观的人生哲学层面多有论述,因而本文将重点论述治国理政层面上的传统“义利之说”。

一、作为治国价值方针之“义利观”的“重义”原则

作为社会治理层面上的义利观,各家自有一说。墨家主张以“利人”“利天下”之“义”(具体化为“兼爱”“非攻”“非乐”“节用”“节葬”等)为社会价值导向和治国价值方针。法家主张以“明法度”——“行公义(法制)”为治国之道。而主张“德治”(礼治)的儒家则提倡“上重义(礼义)”为治国价值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

在儒家,其创始人孔子首先讨论了义与利的关系,提出了他的“义利观”。但孔子的“义利之说”重在讨论如何“成人”即人生价值取向方面,没有用“义”“利”概念来表述他对治国理政之道和社会价值导向的看法。但这并不表示孔子没有这一方面的思想。当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时,就表明他主张要以道德作为社会价值导向(道者,导也)。不仅如此,孔子还十分重视执政者自身的德性德行对社会的价值导向作用。“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孔子尤其重视“上好信”。这关系到统治者的“公信力”问题。子贡问政,孔子回答有三件事很重要,即足食、足兵、民信之。子贡又问,不得已而去哪件?孔子认为,兵、食都可以去,唯独“民信”不可去。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如果丧失了人民的信任,丧失了公信力,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也就站立不住了。而要使“民信之”,必须“上好信”。孔子的这些话,用荀子的话来概括,就叫做“上重义”。“上重义”就是儒家所倡导的一种治国价值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对此,荀子用“义利之辨”的理论做了明确的论述。

荀子认为“欲利”与“好义”是“人之所两有也”。而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执政者有两种不同的选择,或“义胜利”,或“利克义”,由此就会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荀子进一步论述说:“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荀子·大略》)。这里,荀子实际上提出了社会治理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作为治理社会的执政者,究竟应以“重义”还是以“重利”为治国理政的价值方针?荀子这里所用的“重”字,不是量词,而是指何为“优”的价值权重,也就是指价值优先原则。就是说,既然“好义”和“欲利”都不可“去”,那么在“义”和“利”之间,孰为优?他认为应以“义”为优,也就是应以“重义”—“义克利”为价值方针,并认为“上重义”—“义克利”不应停留在口头上,而要落实到治理社会的具体制度、政策和执政者自身行为上。荀子明确指出:以“上重义”—“义克利”为治理社会的价值方针,“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杨倞注:皆谓言财货也),士不通货财;有国之君不息(繁育)牛羊,错质(置贽)之臣不息鸡豚,冢卿不修币,大夫不为场園。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乐分施而耻积臧,然故民不困财”(《荀子·大略》),“不与民争业”,也就是执政者各尽自己应尽的职责而不与民争利。反之,“多积财而羞无有,重民任而诛不能,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多也”(《荀子·大略》)。这是说,执政者多聚敛财富,加重民的负担,使民不堪重负又复诛之,《王制》篇谓之“上溢而下漏”。如此“重利”则社会必乱。总之,“上好义则民闇饰矣(王念孙注:自修饰不敢放于利而行也);上好富则民死利矣(上好富则民为利而甘冒杀生风险)。二者(治)乱之衢也”(《荀子·大略》)。治乱之分野就在于执政者以“重义”还是以“重利”为价值方针。据此,荀子提出了在社会治理上的义利观模式——“重义轻利”。他说:“尧舜尚贤身辞让,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荀子·成相》)。可见,“重义轻利”首先是执政者所应尊崇的价值原则。应该指出,荀子主张统治者应以“重义”为构建制度、制定政策和自身行为的价值原则,实际上是主张应将“重义”而非以“重利”作为社会的价值导向。这在孟子那里也曾有过论述。孟子在回答梁惠王“将有以利吾国乎”之问时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认为治国应以“仁义”而不能以“利吾”为价值导向。不然,“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这里所说的义利关系和义利观,显然也是在社会治理层面上的。在“义”与“利”何者价值优先的问题上,孟子反对“后义而先利”,实际上主张以“先义而后利”(后荀子有此言)为社会价值导向,似乎也主张“义克利”,体现在治国理政的政策上,就是所谓“仁政”。荀子在社会治理上的“重义”价值观,是对孔子和孟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由上述可见,孔孟荀主张的作为治国价值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的“义利观”,是“重义”,其行为模式就是“义克利”。这在汉儒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述。

董仲舒“义利观”的重点虽在人生哲学层面,但同样十分重视义利关系上的社会价值导向。董仲舒虽承认凡人皆有义利“两养”,但又明确肯定“养莫重于义”(《身之养重于义》),认为“人人从其欲、快其意,以逐无穷”,则必“大乱人伦”,使“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春秋繁露·度制》)。又说:如果上下“各从其欲……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难治也”(《春秋繁露·度制》)。据此,他一方面主张“正法度之宜,制上下之序,以防欲也”,即所谓“节民以礼”(《春秋繁露·举贤良对策》)。“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度制》)。一方面提出要“复修教化而崇起之”,强调修“教化”以“防欲”。他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也,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春秋繁露·对策》)。教化的目的就在于“渐民以仁,摩民以谊(义)”(《春秋繁露·对策》)。可见,无论是以制度“防欲”,还是以教化“防欲”,都贯彻了治民莫重于义的“重义”原则。在董仲舒那里,无论在社会利益分配上财富“调均”的经济政策还是在社会道德治理上的仁义教化,即在“治世”与“治心”两个方面都以“重义”为价值方针和价值导向。

不仅如此,董仲舒还主张执政者自身应“重道”“明理”。他认为汉武帝“内多欲”而好大喜功,外穷兵而劳民伤财,这样会败坏民风,进而提出了“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司谓仁圣矣,三王是也”(《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的主张。从“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司为仁圣矣”可见,这里的所谓“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②,显然是对执政者的要求。董仲舒认为,执政者“重义”即“无为”于功利,对于防民从欲而使习俗大化同样具有导向作用。他继承了先秦儒家“上重义”则世治的合理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昭帝始元六年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关于“义利之辨”的争论。这场争论关系到如何对待“盐铁专营”之国策的选择。贤良文学儒者反对盐铁专营,并从义利关系的角度进行论证,认为盐铁专营是兴工商(末)而贬农业(本)。而兴工商就是“示民以利”,就会“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诱导民背义趋利,造成民俗薄而礼义坏。反之,“本(农)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这样,“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盐铁论·本议》)。据此,他们提出了“贱货而贵德,重义而轻利”(《盐铁论·世务》)的价值方针。显然,这是用来指导经济国策和道德治理的价值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

诚然,儒家主张“上重义”的治国价值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反映了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为本的经济基础和以等级关系为结构的社会制度,也适应了“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但如不拘泥于具体的历史形态,“上重义”的治国价值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包括“上好信”、“不与民争业(利)”、不加重“民任”等主张,一句话,就是下文将提及的王夫之所说的关乎“民之生死,国之祸福”的“古今之通义”,体现了儒家的“民本”思想,显然是一条值得所有“权为民所用”的执政者应遵循的“古今通理”。就是说,是“上重义”还是“上重利”,至今依然是执政者所面对的在确定治国价值方针上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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