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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 王兴辉:共享单车背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建

2017-11-14 16:55:56 《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7年第2期 温泉 王兴辉

【作者简介】温泉,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王兴辉,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共享模式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点应运而生。其中,共享单车在切实解决人们出行不便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期间发生的一些对单车的野蛮使用乃至破坏现象,引起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进行相关事件的价值关系梳理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分析,能够更加清晰地显现传统价值评判标准在共享经济中的处境及其挑战,也能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价值观层面的思路。

一、共享单车背后的价值关系分析

在传统的价值观念中,作为财富所有者的主体总体上可以被清晰地划分为两大类别——国家的(集体的)或个人的。在这两种价值关系中,相应财产权受到明确保护和监管:“任何侵犯都应当相应承担后果”这一原则不仅在法律层面得到明确体现,作为一种价值观也已经深入人心,并对促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财富的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相比较之下,共享单车的创新性在于它以资本的途径创造了一种面向社会匿名主体的使用权形式,极大改变了以往直接占有或传统租赁的价值关系。从总体上来看,它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截止目前,共享单车是一种面向匿名使用主体的私有财产。共享单车最早是依托单个人或几个合伙人投资创业的想法出现的。在其萌芽时期,某些使用者通过“有偿捐献”自己的自行车来获得共享单车的一定时期的免费使用权,把个体闲置资源进行社会再利用。这不仅提高了资源利用率,还方便了公众生活。即使共享单车后来通过融资的形式在资本所有者层面具有了更大的社会性,在本质上它仍然是一种私有财产。共享单车与其使用者之间是一种租赁关系,但它不同于传统的一对一式的明确租赁。相反,它的服务对象具有极大的匿名性,特别是具有极大的瞬时性和随机性。即使使用者提供了一定的押金,但是押金的对象并不是固定的某一辆自行车,而是他正在使用的带有随机性的“某辆”自行车。相对于传统的财产监管模式,它的使用过程变得更加开放,资产所有者很难或基本不可能对单车进行直接全程监管和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采取了“实名制”的形式,也难以通过技术手段确保单车特别是零部件的完好率。正如媒体报道的那样:在2017年1月广东深圳某地出现大面积人为破坏的共享单车,几种品牌的数百辆共享单车堆积成两座“小山”,或因外力破坏等原因,大量车把、车篮等零件随处散落。

温泉王兴辉共享单车背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建第二,它是一种面向社会棘手问题的服务型资本。共享单车找到了社会公共交通的短板,它试图通过解决人们交通出行最后几公里的不便利问题而获得良好的资本收益。在提倡绿色环保、健康出行的大环境下,共享单车确实受到市场的极大欢迎。共享单车的社会服务功能在客观上要求其运行和管理要与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和机构产生机制上的对接。也就是说,共享单车是“融入”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而不是另起炉灶。这就决定了它必须首先被已有社会服务体制所接纳才可能实现良性运营(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有限接纳)。从实力和历史贡献的层面来看,这种对接在资本主体和政府主体之间不是也不可能是对等的。在这种情况下,共享单车的资本运行方必须认真考虑并切实尊重社会公共服务部门的首要价值目标:维护社会良性有序运转。问题在于,共享单车的使用恰恰带有随机性、无序性和不确定性。单车的使用者与单车之间并不是直接的产权关系,其随机的无序停放即使妨碍交通,监管部门也无法通过传统的罚没方式影响到使用者,于是出现了单车“随意停放、乱停占道”现象,由此给城市空间管理带来一系列困难。从这个角度来看,共享单车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公共服务部门对以往自行车使用者的直接监管,集中转移了社会无序矛盾的压力。

第三,这种社会服务资本是建立在“共享”价值理念之上的,其本身也“共享”并集中转移了传统单车使用者面临的负面问题。从“明确归某个人所有”到“随机归某个人有偿使用”之间是一种巨大的价值关系跨越。正是这种跨越,使得共享单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找到了契机,但随之而来的是以往“某个人使用自己的自行车所面临的社会风险”的集中转移。共享单车所面临的风险实际上是放大了的私人单车使用风险。以往私人单车使用的风险主要在于盗窃。以致于有些人出于对失窃的恐惧特意购买旧自行车,但这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盗窃现象:因为失窃的自行车最终要流向二手车市场。随着从所有权关系到租赁关系的转变,盗窃、破坏等负面现象集中转移到共享单车领域。相对于普通自行车,共享单车的价值较高(据某些媒体推测,某些单车的单量造价高达3000元),更容易成为盗窃的对象。与之相对应的,是媒体上各种盗窃和非法占有单车的新闻报道。

总之,随着经济发展新形式的不断涌现,社会资本不断进入公共服务领域。这不仅对由政府集中统一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传统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改变着社会个体的公共行为方式,从而在某些公共服务领域引起了价值关系的调整和变革。这种“新形势”所带来的“新事物”,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这些焦点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往由个体和某些固定社会服务部门所分散面对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了这些新生社会资本的运营领域,矛盾随着资本形式的创新而发生了转移和集中显现。对此,我们应秉持的态度是:分析其价值关系根源,推动其在社会公共价值观领域内的深度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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