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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华威:康德道德后果的困境与赫尔曼的康德式辩护

2017-10-25 16:03:02 《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7年第1期(总第7期) 毛华威

【作者简介】毛华威,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博士生

在当代道德哲学的争论中,如何评价道德后果是一个关键问题。无论是义务论者,还是功利主义者抑或是康德式的道德拥护者都参与到对该问题的争论中。比如,科尔斯戈德(Christine M.Korsgaard)提出的“人性原则”、赫尔曼(Barbara Herman)所主张的“道德实践的判断”、谢弗勒(Samuel Scheffler)所提出的“拒绝后果主义”以及内格尔(Thomas Nagel)的道德“利他主义”等都是对如何评价道德后果的回应。然而,康德道德学说在当代道德著述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探索和发展。相反,却遭到很多学者的批评和责难。有些学者指责康德道德哲学带有严格义务论的倾向;另一些学者则对“绝对命令”提出诘难,批评者宣称,“绝对命令”如何作用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说明。但是,在赫尔曼看来,批评者的主张是值得商榷的。她立足于康德道德学说,提出基于道德职责的康德式辩护,旨在阐明:其一,在何种意义上康德的理论能够有效地回应批评者提出的责难;其二,在何种程度上康德的理论能够回答康德本人没有考虑周全的问题。首先,我们讨论康德关于道德后果的诠释及其面临的困境,其次分析赫尔曼基于康德道德学说提出的道德职责,最后探讨赫尔曼的康德式辩护。

如果说康德道德学说的典型特征是以意向(intention)为基础的实践学说,那么它评价道德的标准不是依据事情的后果,而是单纯的意向活动。然而,道德行为不只是关注行为者的意向是否与法则符合,更重要是对行为后果的关切。

毛华威康德道德后果的困境与赫尔曼的康德式辩护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7年第1期(总第7期)显然,后果论者不赞同康德评价道德的观点,“后果论把结果或事态(states of affairs)看作首要的价值和理论关注,而不是把行动看作首要的价值和伦理关注,并且它们从(期望)产生的事态的善行(goodness)中得出品格状态及行为的正当性(rightness)和正义。”\[英\]奥若拉·奥尼尔:《迈向正义与美德:实践推理的建构性解释》,应奇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69页。根据康德的观点,评价道德单纯从行为的意向活动出发,必然会遇到这样的两难困境:要么,把康德道德哲学看作“一种以德性为基础的理论”\[美\]芭芭拉·赫尔曼:《道德判断的实践》,陈虎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46页。,在评价道德行为时,依据行为者的意向或意愿来论断是否具有道德价值。这样一来,势必“危及康德式伦理学声称提出一种真正替代行为评价的后果主义理论选项的主张。”\[美\]芭芭拉·赫尔曼:《道德判断的实践》,陈虎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46页。要么,仅仅把康德道德哲学看作评价道德行为的理论,但这种评价道德的理论又有违背人们的道德直觉之嫌。比如,它不把出于“善的”动机的行为界定为道德的,而仅仅把出于道德义务的行为界定为道德的,这一点有悖于人们的日常判断。如果说上述两难困境是存在的,那么康德是否意识到这种两难困境?针对道德后果康德又做出怎样的理论阐释?

众所周知,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开篇就宣称,“理性的理论应用关注的是纯然认识能力的对象,而关于这种应用的理性批判真正说来所涉及的只是纯粹的认识能力,因为这种能力激发了以后也得以证实的怀疑,即它很容易超过自己的界限,迷失在无法到达的对象,或者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概念中间。理性的实践应用就成了另外一种情况。在这种应用中,理性关注的是意志的规定根据,意志是一种要么产生出与表象相符合的对象、要么规定自己本身去造成对象(无论自然能力是否充足)亦即规定自己的因果性的能力。”[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页。毫无疑问,康德在这里区分理性的两种不同用途,即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所以理论理性会“迷失在无法到达的对象”,是因为它不具有认识这些对象的能力,比如自由、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等。假如理论理性强行认识这些对象,那么结果必然产生先验幻相,即康德所说的“迷失在无法到达的对象”里。然而,实践理性则不同,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主要任务证明实践理性具有实践能力。具体言之,他试图把理论理性所不能够认识的对象,诸如自由等,通过实践理性的实践能力显现出来。当然,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本身已经具有实践理性的内在本性。康德把道德法则建立在人的内在实践本性之上,的确有理论上的建树。因为按照道德法则做出的行为不违背人的内在性原则,康德把人的这种内在本性称为自由。所以,道德法则的基础必然是自由意志,而不是行为的后果,诸如幸福、情感上的愉悦等。虽然幸福、情感上的愉悦能够作为行为的准则,但它们绝不能充当意志的普遍法则。因为在康德那里幸福具有特殊的内涵,就幸福本身来说,它的知识基于纯粹的经验材料。因此对幸福的判断往往依赖于每个人自己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又是极易变化的,所以,这判断也许能够给出一般性的规则,但永远不能给出普遍性的规则。换句话说,该判断也许能够给出平时极经常地适用的规则,但却不能给出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必然有效的规则,因而没有任何实践法则能够建立在这上面。也即是说,康德所寻求的是道德的最高原理,即普遍有效的法则,而不是主观的行为准则。

但即便如此,人们在按照道德法则行事时,就能够完全不关心行为的后果?仅仅为了道德法则而做符合法则的行为,不管行为的结果如何?显然,康德道德学说有其理论上的局限,即实际后果问题。换言之,我们完全能够按照道德法则行事,但“我们似乎也缺乏资源来考虑随一个行为者的行为(或无法随一个行为者的行动)而来的事件。”[英]奥若拉·奥尼尔:《迈向正义与美德:实践推理的建构性解释》,应奇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69页。因为现实的情况往往很复杂,有时候我们按照道德法则来行事,可能所得到的结果是最糟糕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后果论者所担心的是行为的实际后果,而不是仅仅依据道德法则进行评价的道德价值;另一方面,康德主义者,像后果论者一样,在评价行为时部分地考虑从行为者所意向要做的事,并因此也就要考虑行为者会带来的后果。然而,问题恰恰在于,康德的道德法则似乎对行为后果漠不关心,它只注重行为是否符合法则的动机。也就是说,只要行为者的道德动机符合道德法则的要求,至于行为的结果是什么和行为是否是道德的无关。正如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所举的例子,即便是商人从事商品交易活动,遵循“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的原则,但他的行为也不是道德的。因为他的动机不是出于道德义务,而是为了更多的商业利益。用康德自己的话说,商人的这一行为“既不是出自义务,也不是出自直接的偏好,而仅仅是怀有自私的意图。”[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4页。毋庸讳言,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仅仅出于符合道德义务的行为才是道德的?其他出于非道德义务动机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比如说,一个出于善良动机而做出的行为,其后果和出于义务动机行为的后果是一样的,那么是否能够判定出于善良动机的行为就是不道德的?显然,后果论者并不这么认为,相反他们会主张有好的行为后果才是道德的。按照康德的说法,之所以唯有出于道德义务的行为才是道德的,是因为“义务概念自身就已经是通过法则来强迫(强制)自由任性的概念;这种强制可以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或者自我强制。”[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2页。换句话说,道德法则颁布绝对命令,命令行为者不得不如此这般出于道德义务而行为。但问题是,康德的这种解释是否具有说服力?绝对命令在行为者面前真的就具有如康德所说的那般效力?学者贝克,在《〈实践理性批判〉通释》中宣称,“康德道德哲学的主要论点是,纯粹理性能够是实践的;它相当于主张存在无条件的实践法则。……它通过表达一项内在地实践的和无条件的法则来确定行动的目标。”[美]刘易斯·贝克:《实践理性批判通释》,黄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849页。

综上,虽然康德诉诸人的内在本性自由,找到并且确立道德的最高原则是成功的。用康德自己的话说,“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在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视为一种普遍的立法原则。”[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3页。然而,它依然面临着困境:道德后果如何?面对道德后果的困境,赫尔曼通过对道德职责的阐述,给出了她康德式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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