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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新中/席玥桐:多元文化主义视域下的当代伦理秩序重建

2017-08-15 14:35:41 《探索与争鸣》第20172期 姚新中 席玥桐

作者简介:姚新中,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席玥桐,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北京 100872

多元文化主义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进化过程的衍生品。现代化促进了人的解放,文化在现代化推动下不再是一个统一的、静态的整体;相反,文化是流动的和可渗透的[1]。在传统社会中,人被地域环境、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的种种限制所约束,在狭小的空间和时间中享受着温情脉脉和生活便利。现代的大规模生产、城市化急剧扩大了人的生存空间,打破了传统社会对文化人情的规定,使得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相处一起而又互相独立,自由地勾勒各自的生活图景,生命活动展示着与之匹配的现代性特征。在传统社会,文化是一元的,无论是群体生活还是家庭生活,信息的封闭、教育的塑造、习俗的约束使得个人可能很少获得不同的生活理念、追求不同的生活道路,社会的惯性和政治经济的压力也不允许其成员秉持不同的文化和价值。除了生产方式的改变带来生活方式、文化方式、存在方式的改变外,现代社会还在另外两个维度突破了传统的一元文化观。肇始于“哥白尼革命”的科学范畴大转向,促成了科学方法的革新与完善、科学技术的扩展和运用,开辟出各式新型科学体系和生产体系,使得人们无需经过中介就可以直面人生、影响他人、改变世界。在观念层面上,启蒙思想促进了人类理性的自觉和批判性思维的广泛应用,每个人不仅敢于而且能够去重新认识自己,深度反思自己的文化,主动建构自己的未来。理性的普遍化运用在不同国家兴起不同类型的文化复兴与文化运动。无论科学的普遍发展,还是启蒙观念的普及推广,他们所带来的后果便是打破传统社会的单一结构与秩序,走向多元现代化的征途。但是现代化并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否定,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和对抗模式[2]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适用于文化多元主义的出现。理性前进的每一步都需要对传统文化驻足:或者用船坚炮利的科技、精良无缺的制度来重建现代化的社会背景,试图把传统吸纳到现代化的轨道;或者以温和的对话实现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习俗的沟通。面对现实社会原初背景的复杂,现代化不得不把自身多元地运用,在螺旋式上升中获得多元文化的青睐。

现代化进程中的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复杂综合体,学界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认识和定义也不尽相同。布鲁克斯[3]强调多元文化主义与同化主义的区别,故以文化的差异性来定义多元文化主义。对于著名国际组织活动者彼得·萨瑟兰而言,“多元文化主义能够帮助我们加快融合,应当被看作在互相同意的原则下公共空间中所有社会成员的汇集”[4]。李·德拉蒙德以连续性模型来诠释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社会中个人的基本差异性构成了文化的连续性”[5],也就是说文化的多样性会推进文化的演进。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诠释或解读,多元文化主义应该而且必然包含这样几个基本要素:强调文化的多元性而不是一元性;强调不同文化的共存性而不是互相排斥性;强调文化类型之间的共生性而不是相害性。因此,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相互包容、和谐共存、相互促进的过程,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必然会对建构当代伦理秩序产生重大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多元文化的内在特质和外在延伸来考察文化多元与伦理多元的关系,由文化多元主义价值要素引申出必要的伦理原则,从而为我们今天重建伦理秩序和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可持续使用的理论支撑。

解构框架中的多元文化

我们处于一个现代化与全球化并生的时代,它所带来的一个直接现象就是世界各地文明的交互影响,继而生发出更多新的文化活动。而走向多元现代性的根本仍然来自于对“启蒙精神”的信仰,例如哈贝马斯提出以交往理性来容纳多元文化要素,罗尔斯则以公共理性保留每个人不同的善计划。人们在理性的变化应用中迈进多元现代性,但是,理性的推进真的会带来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多元社会吗?理性虽然证明了不同宗教信仰存在的合理性,但它对原教旨主义的信仰却无能为力。当理性深入理解各类传统习俗的现实性时,却引发传统与现代难以调节的困境。当多元的文化摆在一路现代化的理性面前,沟通似乎只属于善于言谈与理性运用的精英,文化冲突仍然频发。因此,多元文化主义受到强烈质疑和批评,被说成是失败的努力和“文明冲突”的导火线。但这样肤浅的指责并没有认识到多元文化是一个无法否定的既定现实,其失败的原因不在其自身,而在于来源于产生多元文化的现代性母体。现代社会承受的冲突与问题也是因为理性确定性无法凌驾在多元偶然性之上。

多元文化来自于现代化进程,但以确定性为终极目的的理性现代化在实质上不过是要以现代的一元文化模式取代传统的一元模式。当处于理性文化世界的人们高举确定性旗帜自信前行时,遭受现代性冲击的对立面则常常陷于难以确定的渊薮。中国学者如杜维明[8]、张志伟[9]深刻地看到现代性之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复杂的张力。由于中国走向现代性的开始并非出于主动地反思和批判,而是起始于危机中的救亡,这种精神的动荡令我们对传统文化望而生畏,甚至导致了如胡适所提出的全盘西化的极端主张。无论人们愿意与否,在现实生活中,传统文化仍然以习俗、文化心理等形式影响着人们的价值选择,传统主义者要求复兴传统来寻找精神的归依,而自由主义者则探索如何才能彻底卸下传统的包袱。对他们而言,似乎我们面前只能有两条路:或者继续现代化或者回归传统。然而,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在这两条路之间进行抉择其实并不现实,因为任何一条都面临重重危机,更何况这两条路经过近现代文化运动、社会运动、政治运动早已盘根错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简言之,思想界尚未就如何重构社会秩序达成共识,人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也还未找到一个确定性所在。无论要恢复传统还是将现代化进行到底,究其实质,都是在利用理性的确定性来规整非理性文化形态。即使有些学者们想要论证第三条道路,他们也往往只能偏废一方。在这个意义上,现代选择的艰难只是理性一元论模式普遍运用的结果。欢呼后现代主义到来的学者看到了文化多元可以克服现代性的弊端,但也指出后现代不过是对现代的修补和延续,因为当我们把后现代——以多元主义为目的——理解为现代性的晚期表现时,那么后现代的多元主义文化不过是以另一种包容的方式维护“一元核心的文化表达模式”[6]。利奥塔、吉登斯则把多元现代化看作现代资本主义的“多元幻相”[7]。这些学者大都认为,后现代之所以需要多元文化不过是要缓冲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面以确保绝对的确定性,这些对立面包括女性、自然、东方、大众,等等。

在诸种不同的文化社会中普遍推广确定性规定的过程中,现代性构建出自己的排他的伦理关系框架。这种框架在理性内部早已显现,如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经历科学革命之后幸存下来的常规科学传统不仅与之前的传统相互排斥,而且往往是不可通约的”[10]。科学领域的不可通约反映出尚可明晰学科之间问题与方法的独立性与客观性,但如果运用在实践领域将会造成道德困境与伦理关系的不可调和。罗蒂试图逃避理性的不可通约,走向经验熟悉感的“可通约性”,却难以逃避相对主义。因为这种熟悉感只会和麦金太尔的“无公度性”[11]殊途同归:每个人只依赖于令他亲近的环境、文化、历史、习俗与规范,最终实践领域还是要停滞在不可通约中。从另一方面看,为了结束无休止的争端,道德话语“武断地使用终极原理”[12]。现代化发展造成的无公度性问题要求自身不得不打开确定性视域,去认真聆听、想象与体会他者的思想。那么,这意味着理性无法单枪匹马地来解决不可通约性,它需要与非理性的能力互相配合才能冲破不可通约。

卡尔·波普尔、维特根斯坦等在语言层面上指出我们身处框架之中。理查德·伯恩斯坦继而指出,“哲学反思的首要任务在于破除‘框架的神话’”[13]。由上述分析可知,现代社会的框架有三种:理性为主的本质框架,一元论的普遍框架,多元论的差异框架。一元现代性在朝向多元现代性发展中演变为自己的反面,开始论证多元文化社会的合理性,而这样的社会新形态所造成的多元主义一定会试图摆脱诞生它的母体——以一元现代性为核心的伦理体系,即通过“正当”为核心的权利规则来建构多元文化主义。如果我们企图破除多元的“框架神话”,必须从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上进行自身的扬弃,而不应对任何一元力量的夸大与绝对化。如此,我们才能构建出适合于多元要素世界的伦理秩序。正所谓“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14],多元文化主义是现代化发展下的一个经验事实,依托于现代科技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开放性政策等现代社会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同意麦金太尔把多元文化主义倒回到共同体的历史情境中来解决文化冲突。多元文化的共存应当推进文化的演进共生,但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多元伦理并不归属于多元现代性。因为不同于以规则或平等权利体系为优先的多元现代性立场,多元文化主义是站在包含现代性等诸多混合的文化共存视角下来审视对多种伦理关系的实践如何衍生与发展出适合于每个人的善价值,进而重构适合于多元文化的伦理秩序。基于此,多元文化主义在推进现代性的同时也突破着现代性对于社会关系的理性化规定。理性的作用不再因找寻普遍价值而止于确定性这个终点,相反,确定性的功能被当作去创造与拓宽多元文化的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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