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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和现代价值

2016-08-03 09:21:46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杨蔚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道德建设,除了要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道德要求,吸取西方道德文化的精华,同时,更要注重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这一宝贵资源,从中挖掘和整理对现代社会有价值、有意义的内容。这不能不涉及到对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的整体把握和评价。

整个中国传统道德是指在几千年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累积成并延续至今的、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人生态度的各种规范之总和。而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是中国传统道德的起点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古代与近代由于社会的稳定性,所以传统道德体现出较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近代除了多一些功利主义与重实学的因素和西学东渐后引起的些许振荡外,其道德传统基本是古代的延续;而现代道德中,则除了古、近代的道德之外,还注入了一股新的道德源流——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传统道德是一个不断嬗变的过程,作为一种活的流变体,共同汇成中国传统道德发展的历史长河。古代传统道德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元典”精神和“元典”地位,对近现代道德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渗透作用。在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能否发挥积极作用,是人们十分关注和最具争论的问题。对其探究,尤为必要。

一、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的内涵与基本精神

中国古代传统道德不仅包括作为主干和核心的儒家道德,也包括道家、法家、墨家及佛教等的道德内容。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组成部分都发生了演变,相互吸收、渗透,彼此交融。特别是儒家,吸取了不少道、佛、墨、法各家的思想因素。比如,道家视“道”为最高范畴,其伦理精神讲求“柔弱”、“处下”、“不争”。汉代以后的儒学思想家,特别是宋儒学者,受其思想影响,出入于佛、老之间;中国的士大夫们更是接受了道家顺应自然的思想,形成了顺则为仕、逆者归隐的人生处世哲学。墨家讲求功利、尚贤、节用、非攻等思想,也以不同方式溶合到儒家思想之中。南宋的陈亮、叶适,清初的颜元、李塨都宣扬功利主义,与墨家的功利观有一致内容,可以说是墨家思想影响的具体表现。法家讲法、术、势结合的政治策略,在中国历代统治者那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而法家的崇君权、重法治、贵功利、尚强力的思想,在伦理道德上的意义与价值是注重实用性,这对儒家的注重现实性恰好是一种补充与强化。在中国思想领域中,义利之辨,王霸之辨、德力之辨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时有肯定法家思想的观点显露其间。法家倡导的赖力而生、而争的积极进取精神和独立自主意识,在中国古代传统道德中占有一席之地,与儒家的道德自觉精神、墨家的兼爱互利精神、道家的逍遥自由精神、佛教的忍让求善精神形成相辅相成的态势。所以应该说,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是经过了儒、道、墨、法、佛的相互吸取、融合而形成的一个道德综合体。

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是从古代传流道德的具体内容中抽象、概括出来,能够体现古代传统道德的核心和一般特点的东西。就其特点来说,它是相对稳定、深入人心和起主导作用的。相对于传统道德的具体原则与规范来说,它是抽象、一般性和共性。具体说来,其最基本的核心精神是“和”,即讲求人际关系的和谐、统一,协调。

探讨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应把一般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所谓一般性,是指人类一切道德产生与形成的共同基础。所谓特殊性,是指中国古代传统道德产生的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和哲学文化传统。

首先,人类自身矛盾应成为探讨中国古代传统道德基本精神的出发点之一。这是其一般性与共性。

众所周知,道德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总和,其本质内容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根基和立足点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换句话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制约。人本于自然,但又高于自然,人与自然矛盾的核心与焦点集中在人自身,它在人类个体身上表现为个体的生存需求(自然性)与个体适应生存需求的能力(社会性、能动性)之间的矛盾。个体生存需求包括获取自然物质之利和避除自然物质之害两个最基本方面。在此基础上,还有生殖、安全、交往、精神等需求。个体能力是个体甚于自然需求而在自然环境中寻求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它具有体力的和智力的两个方面。个体的生存、安全、交往等需求是不断增长变化的,个体既有的能力,是在以往满足个体这些需求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因此,个体既有的能力与其不断增长的需要总是处于既适应、平衡,又不适应、不平衡的矛盾关系中。而不适应,不平衡构成个体生命过程的根本矛盾,推动生命过程不断完善化和向前发展。正是由于人类个体自身的根本矛盾,使个体间必然结成相互联系。而且在人类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之初,由于人类面临着自然的严重威胁,人与自然的矛盾极为突出,所以人与人必须团结一致、相互协作、彼此和谐才能共同对付自然的威胁与压力,维持生存。所以讲求人际和谐,这不仅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所独有的,也是人类一切道德的最根本的共同精神。因此,从人类自身矛盾出发还不足以说明中国古代传统道德之特殊性,对传统道德何以构成“和谐”为基调的特色,应进一步从其他方面予以说明。

其次,中国古代社会特殊的经济政治结构是形成中国古代传统道德基本精神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处于半封闭大陆型地理环境条件下,农耕经济是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它“并不仅仅是以农业生产为界限,而是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成份”,〔1 〕从而使自己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再生能力。正由于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人们有一种自我中心、安土重迁、求稳务实的文化心理特征,而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同时也造就了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格。这种文化性格反映在伦理道德方面,表现为不同伦理道德观念在对立差别中形成一种统一和谐。

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说,中国古代是以家族为本位、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先民们生活在一个相当狭小而又孤立的环境中,主要以家庭及村落为中心,而村落多半就是一个家族。进入文明社会之时,统治者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用宗法、血缘的纽带将家和国联系起来。家庭成了国家的缩影,国家则是家庭的扩大。〔2〕在这种家庭为本位、 家国同构的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必然打上家庭、家族的烙印。而以家族为中心的伦理,特别注重的是“情”,与“和”。“和”生于“情”,这是维系伦理关系的核心。所以,家庭、家族中的这种“和”、和谐的伦理道德规范也就直接发散、辐射到社会生活中,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伦理生活的普遍原则。孔子的“和为贵”,调和守中思想便是其理论反映。在以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中,由于中国社会特殊的以家庭为中心、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和封建专制政治体制的强化,使得这种讲求和谐、一致的精神得以弘扬和发展,进而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之核心和基本精神。正如台湾著名学者韦正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和,是由一种特殊的社会格局造成的,假如我们的祖先不是长期生活在家族中心和没有陌生人的小世界里,这种伦理特色是无从产生的”。〔3〕

再次,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决定和影响着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它既是对天人关系问题的一种基本表达,也是传统哲学所要达到的一种理想境界。所谓“天”,在中国古代有具体的天、上帝或最高的神,自然界三种含义。在“天人合一”中的天指自然。〔4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人与自然界作了区分,但他们并未将二者割裂,而是意识引人的活动受自然制约,自然的力量在总体上比人的力量更强,这就有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二为一”、“人副天数”和张载的“天人分一”说;然而,人在自然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求得与自然的协调。荀子的“天有其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5 〕的思想就表现了这一点。“天人合一”论把自然、社会和人视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这种统一是通过自然人化、社会化和人、社会自然化达到的。这种“合一”不是简单的、无差别的同一,而是包含着差别或对立的统一。

正由于在哲学思维上求和谐、求统一,因而在伦理道德上,也形成了讲求人际关系和谐的原始道德精神。中国古代基本的人际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每伦都有自己特殊的规范与要求,彼此都有序而统一,共同维系着人际关系的和谐。所以,古代伦理的和谐精神,不是无差别的一致,而是以差别和多样性为前提的统一,是“和”而不同。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的“和”的基本精神,不仅是基于人类自身的矛盾这一共性,也是由中国特有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和内在的文化哲学精神影响和决定的,反映了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的特性。

就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许许多多具体规范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其最终目的和理想境界无一不是求得人际关系的和谐或人与自然的平衡、协调、统一。

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的基本原则最具特色的“仁”的思想,就体现了重和谐的内在精神。“仁”的主要含义,一是重视人的内心修养,二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是爱人,即重视人、尊重人、同情人、关心人,以这样的基本态度对待人,必然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由于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以家族为中心、为本位,所以仁爱情神的最原始体现是在家族及家族成员中。它强调的具体内容就是以孝悌为根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种家族成员的和谐相处,推而广之,在朋友之间是“朋友有信”的准则,在社会国家范围内便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与理想。在此基础上“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作为价值理想而被推崇。

“和”的基本精神,主张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必然意味着个人观念或权益的部分让流或放弃,而顺同于每个人均能认同接受的观念或权益,这也即为群体观念的产生。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特别是儒家道德,强调个人在实现自我时,也应尊重他人自我实现的愿望,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强调“修己以安人”。这就使个体超越自我而指向对群体的认同。因此,道德上的完善最终是为了实现社会价值(群体的稳定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境界,就是一个“和”字,一个“公”字。如果没有人际和谐。都是你争我夺,就不会有克己奉公,也就不会有大同的理想境界。

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的许多具体范畴,如诚信、孝、悌、仁义礼智、律己修身、以义制利,天下为公、自强不息等等,也都是以人际和谐为最终伦理目的的。而传统思想中涉及道德问题的义利之辨、德力之辨、群己之辨及王霸之辨,无一不是强调矛盾的和谐统一。只是在矛盾对立而无法实现其统一时,仁义、道德、群体、王道才作为主导的价值趋向显示其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的“和谐”侧重讲的是人与人及社会的和谐。这种和谐是通过个人对自我的克制、自省、“不敢为天下先”,对他人的温良、恭让、顺从,对“天命”、“大人”、“君子”的畏惧,及对家、国的绝对服从实现的,因而是一种不讲主体能动性、独立性的被动的、封闭的、消弭矛盾的静态和谐,而不是一种主动的、开放的、积极解决矛盾的动态和谐。它把个人消弭在家庭、家族、国家之中,消弭在君权、父权、夫权之下,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需要剔除。

中国传统文化讲“天人合一”,在注重人与人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协调的同时,也十分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正是这一点,在现代生态伦理学中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为人所关注。传统道德的重和谐思想,在现代应给新的意义。这就是不仅讲人际关系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和”而非“同”,它不是使人匍匐于自然的淫威之下,归顺于自然;也不是使人凌驾于自然之上,任意妄为,使自然屈服,而是讲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这才是真正的“和”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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