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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波:在分析传统和诠释学传统之间

2018-01-17 09:33:35 中国社会科学网 陈波

三 伦理学和行动理论

道义逻辑的发明引发了冯·赖特对一般价值和规范理论的兴趣;由于规范是与行动、行为相关的,这又进一步引发他对行动理论的兴趣,试图建立一般的行动哲学;最后这又导致他去探究关于人的科学的方法论,建立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因果论说明模式的意向论说明模式。这种做法已经有些偏离分析哲学的科学主义传统,而与欧洲大陆哲学的人文主义传统有相当的接近。越到中后期,冯·赖特越重视社会制度性因素对人的行动的影响,其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相通之处,并且显现出某些辩证法色彩。

规范与好 冯·赖特认为,自然规律是描述性的,因而是或者真或者假的;规范则是规定性的,它们规定了有关人们的行动和交往的规则,本身没有真值,其目的在于影响人们的行为。于是,描述和规定的二分就可以给规范和非规范划界:凡规范都是规定性的,否则就不是规范。规范的制定者和发布者叫做“规范权威”,受规范制约和管制的对象叫做“规范受体”。规范体现了规范权威使规范受体按某种方式行动的意志。制定、颁布规范的行为叫做“规范行为”,管制规范行为的规范叫做“权限规范”。如果规范权威在其授权范围内制订和颁布规范,则相应规范是有效的,否则是无效的。规范有三种主要类型:(1)规则,(2)律令,(3)指示或技术规范;还有三种次要类型:习俗、道德原则和理想类型。

冯·赖特在《好的多样性》(1963)一书中,通过研究好(goodness)的多样性来对伦理学进行探讨。他区分了好的六种主要用法:(1)工具的好,(2)技术的好,(3)医学的好,(4)功利的好,(5)享乐的好,(6)人的好,并讨论它们各自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进而讨论了德行、义务、正义等概念以及它们与好的关系。在此书中,冯·赖特表达了下述观点:“好”、“应当”、“义务”等词并没有特殊的道德含义和道德用法,这些词在道德语境中的用法和意义与其在非道德语境中的用法和意义完全相同,或者是由后者那里派生出来的。因此,道德规范并不自成一类,它们并不是在概念上或逻辑上自足的。对表达道德规范的概念和命题的意义之理解,必须以对它们在非道德语境中的多样性用法的理解为基础,道德规范可以从非道德前提逻辑地推演出来。并且,关于道德的法律解释和义务论解释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应当用目的论意向论解释取而代之。冯·赖特自己指出,《好的多样性》一书严格说来不是一部伦理学著作,但“包含着伦理学的种子,一种道德哲学可以从中抽取出来”。

关于行动的意向论模式 冯·赖特认为,行动就是“有意识地造成或阻止世界中的变化”,行动的特征就在于它的意向性。如果我们赋予同一个行为不同的意向,它就成为不同的行为。由于行动在逻辑上包含事件和变化,描述行动时就要考虑到如下三个因素:

(1)初始状态,即行动实施之前世界所处的状态;(2)终止状态,即行动完成之时世界所处的状态,包括行动的结果(result)和后果(consequence);(3)假如该行动没有发生,世界仍然会处的状态。基于此种观点,他建立了行动的逻辑。

说明一个行动,就是要弄清楚行动者为什么会采取该行动?是由于什么原因或出于什么理由、动机或目的?冯·赖特主要讨论了两种说明模式:因果论模式和意向论模式。因果论模式是:

(1)X打算实现p;

(2)X相信,只当做成q,他才能引起p;

(3)无论何时,如果某个人打算实现p,并且相信q对于实现p是因果必然的,他就去实现q;

(4)因此X打算实现q。

意向论模式则是:

(1)X打算实现p;

(2)X相信,只当做成q,他才能引起p;

(3)因此X打算实现q。

很容易看出,两种模式之间的唯一差别在于说明人的行动时,是否需要像(3)这样的法则性陈述,亦称杜卡什定理。冯·赖特拒绝因果论模式,而主张意向论模式,并把后者称为“实践推理”或“实践三段论”。他研究了实践推理的各种形式,如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形式,考察了它的回溯性用法和前瞻性用法,并讨论了实践推理是否具有必然性的问题。在后一问题上,冯·赖特的观点前后有一些变化。他开始认为,实践推理中前提和结论的关系是衍推关系,结论以合乎逻辑的方式从前提得出,具有实践的必然性。他后来考虑到种种复杂情况,给实践推理模式增加了许多辅助假定,其前提加上这些辅助假定可以推出其结论。若这些辅助假定中某一个不具备,其结论仍不具有实践的必然性;即使它们全都具备,如果结论表示的行为未被实施,整个推理仍不具有实践的必然性。因此,冯·赖特后来说,实践推理的结论具有事后必然性。

人的行动的决定因素 冯·赖特后期越来越重视社会制度性因素对人的行动的影响。他认为,人的行动既有内在决定因素,如他的意向、意图和认知态度,也有外在决定因素,他把后者概括为“参加到制度化的行为形式和行为实践中去”。一种简单而又经常发生的参加方式,就是对某种符号刺激作出反应,例如服从一个命令,履行一种请求,回答一个问题,甚至行人见到红色信号灯而止步等等。另一种参加方式,就是遵从国家的法律、道德规范、礼仪形式、传统习俗等,冯·赖特提出了“规范压力”和“外在因素的内在化”等重要概念和说法。所谓规范压力,就是因遵循或违反某种法律、道德、传统习俗而招致的处罚、制裁或奖赏。规范压力可以把人的行动的外在因素内在化,即将其转化、归结、还原为人的意向和认知态度。冯·赖特指出,外在因素给人的行动带来两种形式的不自由:一是因感受到社会规范是一种强制性力量而产生的一种主观意义上的不自由;二是尽管通过对社会规范的内在把握主观上是感到自由,但实际上是受“人们的统治”,客观上仍然不自由。这就为批评产生这些不自由的社会制度提供了可能。

冯·赖特还考察了如下问题:人们为什么会改变他的意向?为什么会有他实际上所有的那些意向?他指出了这样四种决定因素:(1)要求,(2)义务,(3)能力,(4)机会。在这四者中,机会是不断变化的,而要求或意愿则是相对稳定的。意向既不会随机会的改变而自动改变,也不像意愿、知识和能力那样稳定,意向处于机会和后三者之间。冯·赖特把情景变化、意向性、能力、动力机制和规范背景之间的相互作用,称做“事件的逻辑”,它构成维持历史“机器”运转的诸齿轮,从而使历史事件显现出某种必然性。他主张用决定论的观点来研究历史,研究历史变化和人的行动的决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人的行动是由历史状况决定的,而历史状况本身又是人的行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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