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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几个问题

2016-08-01 11:19:24 《学术月刊》2010年第12期 张建军 曾庆福

20世纪70年代末“分析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i])思潮的异军突起,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的一种重要现象[ii]。但由于我国学术生态的种种原因,在国内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步形成的热潮中,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虽然有一定进展,但迄今仍然相对薄弱,与其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形成很大反差。我们认为,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国内学界对该思潮之形成的思想背景、历史方位和基本性质尚未达成一定共识密切相关。本文拟就此谈谈我们的研究心得,以期推动有关该思潮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顾名思义,“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相“嫁接”的产物,但与以往西方马克思主义多种流派业已蔚为大观的“嫁接”相比,这一思潮显得姗姗来迟。究其原因,需诉之于20世纪逐步形成的西方哲学发展的特殊生态。正如英国哲学家克里斯多夫•贝塔姆(Christopher Bertram)所说,这种思潮“至少对两类人来说是荒谬的,其一,英语国家中黑格尔和阿尔都塞两大阵营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们,他们一致认为牛津和剑桥分析哲学方法既保守又狭隘;其二,分析哲学家们,他们或者认为马克思不具有真正哲学意义上的重要性而对他不屑一顾,或者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学说看作是黑格尔的晦涩主义和幼稚的哲学错误的混合体”。[iii]造成这一局面的思想背景,是20世纪西方学界所谓“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奇异“割裂”。

众所周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逻辑的创生,导致了分析哲学的蓬勃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哲学的发展面貌,以至于许多学者把20世纪西方哲学称为“分析的时代”。不过,这个称谓实际上只适用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英语世界的哲学,因为分析哲学在欧洲大陆哲学中始终未占主流。之所以会产生“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分野这种奇怪且容易导致误解的称呼(把一种以方法论为特征的研究方式与一种以地理位置来区隔的研究传统相对照),乃因为欧洲大陆前后相继的主流思潮——从胡塞尔现象学衍生的存在主义与解释学传统以及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传统——很难用一个术语概括其方法,只能说它们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有或多或少的相通之处,而不似分析传统那样与思辨方法自觉“隔绝”。但必须注意避免这种称呼所可能造成的误解。实际上,分析哲学的早期策源地与兴盛地不仅在英美,而且很大程度上在属于欧洲大陆的德国和奥地利。同时英美学界也有不少属于欧陆传统的学者。因此,与其表面称呼不同,这两种研究传统的划分标准主要是研究方法上的标准,而不是地域标准。

我们之所以说20世纪这两大研究传统的“割裂”是“奇异”的,还在于这种割裂竟达到同在“哲学”名下却长期没有共同语言和交流途径的地步,这与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景象很不相同:在近代哲学发展史上虽然也有经验论与唯理论分别在英国哲学和欧陆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景观,但二者始终有共同的问题和长期的争论。显而易见,这种割裂局面在哲学发展史上是不正常的,因而从上世纪中后期以来,出现了许多沟通这两大研究传统的努力。但由于研究传统的惰性,这种努力长期应者寥寥。英美学界“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则是在这种沟通努力中诞生的一个重要思潮,它之所以能够得到蓬勃发展,乃得益于上述两大研究传统由于各自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而发生的双重衰落。

我们赞同把“分析马克思主义”称为一种“思潮”而不是一种“学派”,是由于这种思潮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纲领和共同的核心信念,思潮的统一性主要体现在“分析方法”上,即其代表人物都主张运用分析方法来研究与重塑马克思主义。其研究领域不但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而且遍及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产生广泛影响,乃缘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本性及其当代发展的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以黑格尔与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思辨哲学传统背景下产生的,但马克思主义的创生本来就是告别思辨哲学的“神秘性”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吸收黑格尔辩证哲学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核”的过程中,始终自觉地以建基于社会实践理论基础之上的“科学性”与之明确区隔,而“分析性”本来就是“科学性”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与恩格斯不但从来不排斥逻辑-数学分析与语言分析方法,而且在其著作中大量运用了他们所掌握的逻辑-数学工具,同时也注重语言分析[iv]。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的发展与现代逻辑及分析哲学的发展长期处于脱节状态,以致许多人误以为马克思主义只与欧陆思辨哲学方法相容,而与分析哲学方法相排斥。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这种长期的误解,开拓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新的可能路径。

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支“异军”,不仅在于它对两大研究传统分裂局面的有力冲击与突破,还在于它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的一个根本区别:众多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包括一些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流派、也包括英美学界的一些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大都与卢卡奇、葛兰西所开创的、以法兰克福学派为轴心发展的、以把握“本真”马克思和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批判为主要诉求的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直接间接的历史关联,而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则与之完全没有这种历史关联,或者说,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思想构境之中。如果说有关联,也只是因为这种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终结”,给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我们认为,在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之后形成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潮”、“后马克思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三足鼎立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新格局中[v],分析马克思主义当归入一种特殊的“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之列。这是因为,与德鲁兹、鲍德里亚、齐泽克为代表的“后马克思思潮”宣称自身已不是或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不同,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多数代表人物均自指自身是“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在表达强度上有所不同;同时,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新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流派不同,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同后现代思潮中的相对主义基本立场;而从其自认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致力于在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之途径的基本立场看,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以杰姆逊、伊格尔顿、德里克为代表的“晚期马克思主义”有更多共同之处。[vi]

因此,以上述基本原则与基本立场划分,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可视为一种特殊的“晚期马克思主义”,而其特殊性(也就是与其他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种差”)就在于其所坚持的“分析方法”。理解其在晚期马克思主义中的特殊性,重在理解其“分析方法”的性质。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G.A.科恩(Gerald Allan Cohen),曾将该思潮所使用的“分析方法”(或称“分析技术”)做了如下概括:“这里所说的方法在广义上通常被称为‘分析的’,因为对它们的运用要求并且会推进表述的精确与论证的严密。我们可以区分三类这样的技术。”“第一类是逻辑和语言分析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从20世纪的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哲学中发展起来的,最初出现于讲德语的国家,然后(作为纳粹主义的一个后果)在讲英语的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接下来是经济分析的方法,它们源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但被非马克思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赋予了数学形式,后者大体上始于莱昂•瓦尔拉和阿尔弗烈德•马歇尔时代。最后是描述选择、行动和策略的方法,它们产生于新古典经济学并和它一起发展起来,这些方法属于人们现在所说的‘决策论’、‘博弈论’,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这些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当代政治科学。”[vii]正是运用这三类分析方法或分析技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非常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分析与当代问题的考察,特别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批判性分析相结合,得出了一系列新颖的、富含启发价值的结论。如果说他们与上述“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有何普同之处,除了面对共同的时代课题之外,就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另一创始人约翰•E.罗默(John E. Rome)所强调的“非教条式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的致思态度,或如科恩所说的对马克思主义“没有敬畏感的承诺”。他们不再像苏东型马克思主义和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诠释坚持自己才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以“求真”为宗旨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致性逻辑建构及其在当代的解题功能。显而易见,深入考察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性”探索与“重建”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以便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借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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