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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哲学的走向: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2017-11-13 11:44:56 中国社会科学网 刘源沥 安维复

进入21世纪,哲学必须解决人类精神面临的基本问题:科学与人文的和解与沟通,为人类发展的新千年建构一种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时代精神。我们认为,现代哲学经历了这样一个解释循环:科学主义从推崇科学转向对科学的价值重估,而人本主义则从技术的社会批判转向对技术的合理重建,从而在哲学层面实现了科学与人文的后现代组合。

科学主义走向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科学主义在现代哲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对现代人类精神追求和社会发展的政策主张具有重大影响。然而,科学主义从20世纪初追求科学的惟一性开始,却在20世纪末走向了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探索。

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认为,“人类历史是一部思想史,这部思想史表明了实证思想的变化,或者说表明了全人类学习实证主义的过程。”(注: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具体说,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哲学或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或实证主义阶段。在人类发展的科学阶段或实证主义阶段,实证科学将成为人类惟一值得追求的社会目标或称最后的宗教形态。而传统意义上的伦理行为,或者自觉演化为科学的实证过程,或者被实证科学所取代。因此,在孔德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科学逐渐上升为最高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也就是伦理行为逐渐演化为实证科学的过程,或者伦理行为被实证科学所取代的过程。

新实证主义对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伦理之间关系的判断,由两个信念所构成:科学的个人主义(注:参见约瑟夫·本·戴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 页。)和科学的普遍主义(注:参见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9—210页。)。科学的个人主义认为,科学研究活动是科学家享有高度自由的个人行为,他的研究活动既不应该受社会目的的制约,也不应该受社会利益的驱使,科学活动的基础是与价值判断无关的“特称表达”(注:Rudolf‘Carnap,Meaning and Necessit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P32 .);科学的普遍主义认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普适的真理,应为全人类所共享,它的发现者没有权利将他的科学发现窃为私人财产或用以个人牟利。

在新实证主义看来,现代科学理论是一个规范的命题系统。“一切真的命题的总和就是整个自然科学(或者一切自然科学的总和)。”(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4页。)因此,现代科技是“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为知识而知识”的知识。这种观念认为真正的科学研究应该拒斥价值判断,“就价值陈述是有意义的陈述而言,价值陈述是一些通常的‘科学的’陈述;就它们不是科学的陈述来说,则价值陈述就不是在实际上有意义的陈述,而只是既不真又不假的情感表达。”(注:艾耶尔:《语言、真理与逻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页。)这种观念对现代科学家的科学行为,以及现代社会对现代科学的价值评价有重要影响。

新实证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对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伦理之间关系的哲学思考,曾深深地影响了现代科学家的基本信念;现代物理学的哥本哈根学派,就是在哲学上倾向于新实证主义的科学学派。例如,哥本哈根学派的奠基人玻尔在诠释量子论的哲学基础时指出:“作用量子的有限量值,使我们完全无法在现象和观察现象所用的器械之间,画一条明确分界线;这种分界线是习见的观察概念的依据,从而也形成了经典的运动概念的基础。注意到这一点,下述事实就不足为奇了:量子力学方法的物理内容,限于一些统计规律性的陈述,这些规律性存在于那样一些测量结果之间的关系中,各种结果表征着现象的各种可能进程。”(注:玻尔:《原子论和自然的描述》,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页。)在这样一种科学观的关照下,哥本哈根学派或受哥本哈根学派影响的科学家,都否认伦理陈述的可证实性意义。狄拉克更为激进地认为,“如果我们是诚实的人,就必须承认,宗教是毫无根据的一派胡言,而科学家是必须诚实的。上帝的观念那是人类想象的产物。比起我们现在更容易受自然力威胁的原始人,他们为什么恐惧和发抖地把那些自然力人格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天,当我们已经懂得许多自然过程,就不需要这种作法了。”(注:海森堡:《原子物理学的发展和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4—95页。)

客观而论,新实证主义否认现代科学技术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因为这种观念对保卫科学精神,捍卫科学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对抗科学研究中的功利主义,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然而,科学毕竟是科学,它只能解决科学能够解决的问题和科学应该解决的问题,但人类不仅有科学的需要,而且还有人类所独特的精神需求和价值目标;也就是说,人类更需要伦理来把握人类行为的追求方向。后实证主义不满意逻辑实证主义拘泥科学命题系统的局限,主张用科学精神审视社会发展问题,同时,也需要用人的主体性来审视科学精神自身,即如何为现代科学理论赋予人性的价值。

在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看来,人的活动(不论是科学活动还是社会活动)不是一个单纯的机械反应过程,而是价值赋义活动:“我主张,历史没有意义,但这个主张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为历史所做的一切在政治权力史中显得束手无策,或我们必须把它当作一种残忍的玩笑来看待,因为我们能够从这些权力政治学问题出发解释历史,我们所选择的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我们的时代中。我们能够从我们为开放社会,为理性的统治,为正义、自由、平等,为控制国际犯罪而奋斗的角度来解释权力的政治学的历史。尽管历史没有目的,但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目的赋予其上;而且,尽管历史没有意义,但我们能够给予它以意义。”(注: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7页。)既然历史没有意义,或者说历史只是人类的赋义活动,那么,科学活动与整个社会中的其他活动如道德行为等,就是一个互补的社会工程。

与实证主义和新实证主义相比,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有两点理论创新:其一,在人类社会中,依然存在着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理论界线,科学是可证实的,而历史活动本身并无意义,它只是人类的赋义活动;其二,虽然历史无非是人类的赋义活动,但是,这个赋义活动是不可或缺的,人类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是社会有机体的有机构成之一。

但是,不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批判理性主义,他们或者根本否认伦理学命题的科学合法性,或者只承认科学行为与道德行为的外在同一性。

以库恩为代表的科学史学派不满足于科学行为与道德行为的外在关系,因为科学行为与道德行为之间还存在着不可或缺的内在关系。为此,库恩设计了“规范”这一范畴,作为他重建科学活动的思想基础。“规范”就是指“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系统在内的范例——为某一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注: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在这个意义上,“规范”一词“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注: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1页。)因此,“规范”就是某科学领域中的科学家集团,所共同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难以在理性认识中得以解释,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或心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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