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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发展自身规律及其人文价值的深层思考

2016-08-19 17:29:48 中国社会科学网 周启杰

科学必须对自然存在和人的实践经验进行逻辑分析,否则就会失去自身特点,从而也无法向前发展;但从今天科学主义面临的质疑和挑战来说,如果不学探讨科学发展的外部条件,特别是不揭示科学的存在和发展对人自身的意义,科学就将黯然失色,进退维谷。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历程和走向,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复杂关系,来探讨和思考一下科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及其所蕴含的人文价值。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越来越深刻,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越来越明显和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不能不受到很大影响,传统的研究模式受到了挑战。科学哲学不研究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将面临自身存在的危机。从科学研究的内在发展规律和目前科学哲学的研究转向及科学社会学的兴起无不说明了人文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科学的强有力影响。

从科学研究内部的发展规律来看,科学研究是一个开放性系统,在它自身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和层次的时候,要实现功能的进化就产生了和外部系统进行交换的必然趋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等在作为大科学这个整体中彼此互补,相互促进;并进行内部的自组织协调,达到量变和质变、对立和统一、肯定与否定的协调统一。科学研究向社会和人文因素的转向正是这一过程的表征。现代科技观的发展和科学哲学研究的转向已从历史的角度证明了这一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的“正统科学哲学”开始,经历了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几个流派的发展,也表现了科学哲学转向的这种主导倾向。逻辑实证主义主张对科学知识的结构作静态的逻辑分析以建立精确的科学哲学,正是这种实证主义态度,这种对科学的实证分析的推崇导致了科学主义的兴起。科学主义思潮的特点是崇尚科学理性,主张按“精确的科学模式”建立哲学,从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以实证科学为基础,仅仅把理性限制在经验现象的范围内,用实证理性反对抽象理性,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而把哲学归结为是对科学的认识和关于科学的方法理论,这一点对于科学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没有对形而上学强有力的破除,科学主义的思想就难以产生和立足。但它却以一种经验理性的极端形式否定了传统哲学和其它一些人文社会科学,所以从它开始产生的那天起内含着不可克服的时代局限性,这就是它把哲学仅仅局限在经验理性的范围内。

科学主义思潮虽总是注重以自然科学和逻辑科学作为研究的主题,但也还是不能绝对地否认人的问题,也总是要将科学与人的问题结合起来,只不过这种结合采取了自发的和外在的形式,完全是用对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来解释和解决人及有关人的问题。近代以来,由于科学主义思潮对科学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关怀,就形成了西方社会人类万能主义的人文精神塑建,在反宗教和反上帝的形式下,使科学理性走向了和这种人文精神的外在结合,充当了一种工具理性的角色。拥有理性的人成了世界的主宰,对自然的掠夺造成了人自身生存的困难重重,回首往事,人不得不对自己的科学价值观重新思索,于是导致了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其中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或证伪主义)可以看成是由逻辑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它将科学哲学归结为科学方法论,主张对科学理论的发现过程作动态的逻辑分析,这已具有了历史主义的萌芽,表现了科学研究向外部条件转移之趋势,在处理科学和社会的关系上显得比逻辑实证主义理智和温和。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认为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是揭示科学是怎样发展的、即科学发展的模式和范式如何,主张从动态的历史角度审视科学。认为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心理学与社会学应当结合起来,反对对科学知识作静态的逻辑分析。历史主义的出现对科学哲学的转向有重大影响,表明科学研究受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具有不可避免性。新历史主义学派继承了历史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科学哲学研究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要求对科学史进行合理的重建,这更表明了科学哲学研究向外部其它社会条件转移的目标倾向。总之,历史主义学派对非理性思维在科学理论乃至思维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推崇,对科学与非科学固定界限的消解,主张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多元化等等,归结到一点,都是强调外部社会背景条件、人文因素和精神心理活动对科学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在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关系上,费耶阿本德就坚决反对科学只是理性的这一传统观念,认为科学也不能排除非理性,在科学的历史进展中,非理性因素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不可少的成分。企图排除非理性,以为这样才能使科学更加理性化、更加准确化的想法,其结果会最终“消灭科学”本身。因为科学理论是人创造的,在人的思维中不可免地要掺入非理性因素。关于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上,历史主义强调在科学和非科学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成不变的界限。在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多元化上历史主义强调科学理论与已知经验事实之间、各种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一致性和不可通约性,理论是多元的,方法也是多元的,不能片面强调一种科学方面而贬低或否定另一种科学方法。即是说,不存在普通适用的方法论原则,应采取开放式和发散式多元方法。尽管历史主义学派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常带有极端化和绝对化倾向,但却包含有对科学研究从注重内部条件向注重外部条件转移的合理性启示。科学社会学的兴起,更加促进了科学研究向社会和人文因素转向的影响。人们一般地把默顿1938年《奥西里斯》(Osiris)杂志上发表的长篇博士论文《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看作是科学社会学诞生的标志,在科学发展史上,通常也将这篇文章看作是对科学发展的社会因素研究的一篇杰作。从这个角度上看,可以把科学社会学当成是对科学发展的社会条件的研究。目前关于科学与社会互动关系方面的研究已成为西方科学、文化与社会进步思想研究的主流。

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界产生了颇大的影响。它以反现代性、反决定性、反理性,主张非线性、非决定性和非理性为主要特征。反映到科学上,就是反对60年代以前科学被看成是理性活动及其产品的累积进步过程,它倡导对科学的研究不仅引入心理的社会和非理性的方法,而且主张引入人种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把研究的重心从科学思想逻辑结构分析转向科学实践的实验、技术与应用开发、共同体和结构以及科学的政策等方面,把科学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提高到了显著位置。后现代主义的科技观又进一步发挥了历史主义观点,将科学的发展看成是范式的转变,使人们愈加强调科学实践效应而非观念自身的延续,越来越强调社会因素等的作用,从而使人们对科学理性的传统理解有了改变,其核心是人们的科技观的转变。科学不再被单纯看成是理性的进步,而是由历史背景和社会实践所构成。

上述转向尽管是历史事实,但如果我们再进行深入的思考,就不难发现或不能否认科学还仍有它自身的内在的发展逻辑和规律。科学的研究对象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就是客观实在,而很少关注社会和人等其它因素。所以,对于科学本身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的研究应是科学哲学的基础和起点。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并不是要抛弃对经验的逻辑分析前提。科学哲学在没有对科学事实进行分析和归纳的基础上,进而研究科学知识本身产生与发展的内部因素之时,就来研究它的产生和发展的外部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因素,会使科学哲学失去基础,即失去了“逻辑”和“理性”意蕴。因此,科学事件本身是科学哲学研究的开端。所以我们将科学哲学对经验事实的逻辑分析看成是对科学研究的第一基本前提条件。科学哲学的发展无疑是先从分析科学概念和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内部因素开始,逐渐地由内向外扩展,而后考虑到与其它学科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其中包括一切社会科学和哲学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所以对科学主义的拒斥不能否定经验的逻辑分析原则这个前提。

科学哲学这种逻辑分析方法不仅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而且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当今时代科学的发展仍然需要作一般意义上的逻辑分析,只是不必对其它科学与人和社会的发展问题进行排斥和否决,而是相互协调和互补的,而且是以社会和人的发展为追求的目标和落脚点。人要凭借自己的能力和科学技术使自然界满足人的需要,人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我们要建立以社会和人的发展为本体的新形而上学关怀,走出工具理性主义的误区,找到科学恰当的存在地位和意义。科学哲学发展的事实证明,历史主义特别是新历史主义学派,尽管主要是以历史主义的方法,把哲学的任务看作是关注科学的实际发展来建立历史模型,因而使科学的研究已初步涉及到了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广泛领域,有些哲学家开始注重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在理论中的评价作用,把科学看作是人的历史性活动,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联系,强调科学的时代性和历史性,越来越具有强调科学活动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及作用的倾向等等;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否认理性逻辑分析的作用,力图把历史主义方法和逻辑分析方法相统一。从拉卡托斯、夏佩尔、劳丹和普特南第一些科学哲学家的阐述中都可以看出在这一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从而寻找科学进步的合理性。当然,后现代主义者进一步极端地发展了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蕴含的相对主义观点,否定科学和哲学作为文化意义存在的可能性,具有历史虚无主义色彩。他们强调科学只是许多意识形式中的一种,它并不比其他信念体系更客观、更合理,也不存在其它人们需要模仿的不同的绝对方法。科学与神学、历史学、文学没有什么不同的分界限。科学不应享有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地位。他们在反对将科学作为文化基础的同时,实际上也提出了将哲学非科学化的主张。他们反对一切以认识为中心的文化和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哲学只不过是“对我们人类迄今发明的各种谈话方式的利弊的比较研究”,很像是一种“文化批评”这样的东西。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在反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的过程中,揭示出科学、艺术和政治这类先前被认为是不同领域存在之间的相似性,在“新实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旗帜下将各种文化统统关联融合起来,这从方法上来看实际上是一种多元方法论。其实质就是反对构成现代西方文明根基的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反对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控制论式的思维方式,力求打碎和挣脱哲学思维中知性思维方式的限制。这种哲学的批判倾向与辩证法具有一致性;它把科学的价值与社会发展效果联系起来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极端排斥科学和理性,也反对哲学辩证法对超验形而上学的追求,反对任何形式的乌托邦和哲学理想,表达了对人类理性信念的怀疑、厌倦和无奈的悲观主义态度。因而对知性思维方式和传统形而上学的拆解导致了意义的崩溃和确定性的消失,人的经验、语言和社会生活被拆解成无意义的碎片或在结构中无限消失着的无法捕捉的东西。这似乎又是一种经验论或现象论的辩证法。因为我们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者并不是真正想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寻找一条出路,其哲学的意图与其说是重建,倒不如说是解构,他们希望解构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以认识论为中心的整个哲学传统,宣告“大写的哲学”的终结。否定了理性就否定了科学,在一定意义上就否定了哲学。理性是一切科学的基本表达手段,尤其是自然科学的根据和前提。我们必须坚持这个前提,以促进科学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进步,才能正确地把握住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意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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