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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观、古典资源与批评的文体问题

2018-04-16 15:44:15 《文艺争鸣》 杨辉

  在当下语境中作文学批评文体的反思,往往与对“学院批评”或与之相应之论说体(学报体)的“不满”密切相关。中国古典批评“众体皆备”的文体自由意识,以及接续古典文脉,而在二十世纪初有新的发挥的李健吾、李长之等人的体验式、感悟式、随笔体批评亦随之成为重要参照。惜乎虽倡导多年,批评文体仍未能走出学院派论说体的“藩篱”。富于灵性,可见批评家个人心性和才情的文字仍属难得,未能成为“主潮”而彻底改变批评的根本面貌。究其原因,无疑与文学史观念的局限以及批评资源的单一关联甚深。“重启”古典批评,也因之成为批评革新路径之一种,得到较为广泛的讨论。而再思中国古典批评方式之“重启”及其当下可能,仍不可避免地要与以下诸问题相遇:其一,如何看待并克服自晚清开启,至“五四”强化的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及其所开启之思想论域的局限问题。“五四”迄今百年间“回归”古典传统的种种努力之所以难以全功,多半与“回避”正面应对此问题或态度暧昧不明相关。此一问题所关联的,乃是根本性之评价视域的生成问题。如不对其有明确的超克意见,则古典批评的“回归”,或亦难逃无功而返之“既定”命运;其二,如何将自1990年代以来开启之“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再度历史化、问题化,并以中国古典文学批评运思方式及文法术语为核心,在吸纳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中国文论,以应对当下纷繁复杂之文学现象及文本。同时,在承续古典文脉,尤其是古典批评话语的基础上革新僵化之批评文体,以从根本意义上完成批评方式之深度变革。

  自晚清至“五四”,中国社会与文化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彼时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知识人援引西学以疗救社会文化之弊,成为一时之盛,也自有其历史合理性。由其开出之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以今胜于古、西优于中为基本运思方式。其影响无远弗届,举凡思维方式、学问体系、概念术语、知识类型、文体划分等等,无不奠基于此。期间虽有“学衡派”尝试以中西会通的姿态矫正“全盘性反传统”之弊,惜乎彼时应者寥寥,且并未深度影响嗣后之文化观念。以此思路为基础,在文学界,则一再张扬“五四”新文学在中国古典文学外别开一路之“独立”价值。“追求现代性”已成为此种文学史观之核心。以此建构之“文学史”,在有心接续中国古典文脉的作家作品(在现代以废名为代表,当代则以汪曾祺、贾平凹最为突出)评价上的“两难”,已足以说明“现代性”文论之局限。“五四”迄今文学、史学及思想界之知识谱系,无不以“现代性”理论为核心。而现代性理论与古典传统在思想基础、运思方式上之根本性差异,使得以前者为基础建构之评价视域,注定无法洞悉后者之微言大义。百年间赓续中国古典文脉的困难,亦莫此为甚。

  时至今日,总体性之文化语境与“五四”时期已判然有别,纠现代性之偏,可谓恰逢其时。近年张江关于西方文论“强制阐释”特征的深度反思,张志扬对于思想界离开西方尺度便“不能思乃至无思”的无能境地的批评,均属观念突破之努力。凡此,从不同侧面说明,如不能克服“古今中西之争”及其所敞开之思想论域的局限,则任何“回归”或“重启”中国古典传统的努力,均难免无功而返。

  克服“古今中西之争”思想论域之局限,首先需要建构融通中国文学“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大文学史观”。即不以“断裂”之思维理解二者之关系,而是把“五四”以降之中国文学“小传统”视为中国古典文学在二十世纪之自然流变。以此思路重建自先秦迄今之中国“大文学史”。以贾平凹的评价为例,可知此一思路转换的价值所在。早在1980年代初,贾平凹即有心以“中国传统美的表现方法,真实地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其“中年变法”之作《废都》主动承续明清世情小说传统之笔法与笔意,即是此一思路之自然延伸。而围绕《废都》评价的争议,最为突出者,当属指斥其乃“草率拟古的反现代性写作”。批评家之批评视域,无疑局限于“现代性”观念,故而难于洞悉贾平凹写作此作之真正用心。如以“大文学史”观之,则此种“批评”之“鄙陋”即不言自明。孙郁欣赏木心,因其文字有先秦文章之气脉并兼具六朝之风,遂“形成了一套有别于各华人群落的独立的文风”。汪曾祺、孙犁文章的好处,也在其气脉,并不局限于“五四”一途,而有古典心性与韵致的独特阐发。汪曾祺、孙犁、贾平凹、木心的作品,可视为中国古典文脉之当代形态,如不能以“大文学史”观之,则难免错会其用心而有偏颇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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