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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会:文化创伤操演与创伤话语建构

2017-11-14 13:33:58 《文艺理论研究》 王建会

  近年来,国内学界开始分别对创伤理论和操演理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尽管操演理论目前仍然大多是以研究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操演理论为主。①本文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创伤理论和操演理论之间是否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文化创伤的内涵是什么?它是否像性别、种族那样也可以操演?如果可以,这种文化创伤操演具有哪些属性特征?它与创伤话语之间具有怎样的关联性?创伤话语是如何建构的?本文认为,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将有助于对所研究的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范式进行理论上的梳理与论证。

  本文对以上问题的探讨与论证,其理论依据是:创伤并非先天就有,而是后天形成的。不是事件本身具有创伤性,而是我们依照一定的文化结构和期望把一些事件建构成这样的。②也就是说,创伤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由社会所建构的(Alexander 2)。社会是由具有语言表述能力的人所构成的,而人并不具有先天内在的自我或主体性(Miller 225)。创伤是人对事件的生理和心理反应以及主观感受的结果。而操演则是“一种重复、一种仪式”,它的重复性“是一种能动的理论,而这理论不能否认权力是构成它的可能性的条件”(巴特勒,“性别麻烦” 9,17)。操演有的时候是语言性的,有的时候是戏剧性的,因为“言语行为”(speech act)是一种带来特定语言结果的“身体行为”(“性别麻烦” 19)。这种行为“原本意图表达的本质或身体都是虚构,是通过身体符号以及其他话语手段制造并维系的”(“性别麻烦” 178)。

  本文认为,创伤理论与操演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由于文化创伤是创伤事件留给某群体意识的不可磨灭的印记,从而形成集体创伤记忆,并有可能改变该群体的身份(identity)(Alexander 1),因此这一群体所面对的是,对这一创伤记忆进行修复。不仅如此,出于某种需要,这一创伤记忆还可以在文化层面上予以重构。这些都离不开操演的参与。操演不仅仅被用于对文化创伤的表征,人们对文化创伤的操演只不过是一个过程、一种途径或手段而已;操演的目的之一,是要对创伤话语进行文化上的建构。

一 从创伤事件到创伤话语的转换过程

  从创伤事件到创伤话语的转换过程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创伤事件、创伤记忆、创伤叙事、创伤话语。由于创伤事件本身并不具有内在的创伤性,③因此创伤是创伤事件通过创伤记忆对创伤主体产生影响的结果。虽然目前学界对于是否存在创伤记忆以及创伤是否可以叙述持有争议,④但是在创伤事件向创伤话语的转换过程中,创伤记忆和创伤叙事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就是说,没有创伤记忆,创伤事件就毫无意义;没有创伤叙事,创伤记忆就无法转换成创伤话语。是创伤记忆将创伤事件保存下来,尽管这种保存并非是完整和客观的。根据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观点,在现实当中,过去不会像在睡梦中那样得以重现,“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哈布瓦赫 70—71)。当创伤事件发生时,它会以不同的方式储存在人大脑的记忆中,这种记忆一般会延迟,并以创伤症状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可以是语言的,也可以是非语言的,⑤创伤主体对这种表现的含义往往并不清楚。根据创伤理论,这一现象被称为创伤的“展演”(acting out)。当创伤主体能够正视创伤事件,并在主观上开始应对自己的创伤经历的时候,便进入到了创伤“应对”(working through)阶段。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创伤展演和创伤应对未必就一定是创伤叙事,但在文学作品中,任何对创伤展演和创伤应对的表征都应该属于创伤叙事的范畴。换言之,创伤叙事是创伤叙述者根据创伤记忆和创伤体验对创伤事件、创伤经历、主观感受等的语言或非语言叙述。出现创伤的非语言叙述,主要是由于创伤事件对创伤主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损害了创伤主体的语言系统,使两者之间出现短路。不仅如此,创伤主体对创伤事件的意义往往无法理解,因为人的认知主要依赖语言,而当语言结构受到损害时,认知能力必然受到影响。在这种状况下,对创伤的非语言叙述能够更有效地模仿创伤主体的创伤症状。创伤叙事是将创伤记忆转换成叙事记忆(Balaev 5),这一环节至关重要,它是创伤主体回归到现实生活的唯一桥梁。创伤叙事是以叙述历史创伤为手段,以表征当下生存状况为目的的。创伤叙事关注的不是曾经发生了什么,而是曾经发生的事件对当下的影响,以及人们应该如何重构自我身份。

  在特定的语境下,例如在创伤主体见证创伤的时候,创伤叙事便成为了一种演说行为,即以言语操演行为,将言语付诸于行动,因此需要读者或听众的参与和互动才能产生效果。创伤叙事具有主观性特征,因为对创伤事件的叙述并不总是依据创伤事件的本身,而是依据创伤叙述者⑥对创伤事件的理解。创伤叙述者通过叙述创伤,呈现给他人自我意识、内心感受、主观意愿等。这种呈现并非是真实自我的表征,而是根据自我或外界的需求对自我身份的重构。这是因为,一方面为了避免再次受到创伤经历的伤害,为了显示健康的心理状态和完整的自我意识,创伤主体有掩饰其创伤经历的倾向;另一方面,创伤经历必然会导致创伤主体的自我屏蔽、自我分裂、迷失自我的情况发生,而这些现象会对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和完整自我的愿望构成威胁。这表明,为创伤叙事提供基本素材的创伤记忆具有自我矛盾性。

  创伤叙事不仅是对创伤事件、创伤记忆、创伤症状的叙述,也是对它们的操演。根据叙事心理学和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离不开对历史的记忆、对现实的理解、对未来的预期,三者的结合形成完整的自我。人们往往是通过讲述过去的故事来操演现在以及未来的自我,从而完成对自我身份的建构。叙事是叙述者出于某种目的,为自己选择某种特定的角色来叙述或操演自己的故事(马一波 钟华 12)。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创伤叙事。对创伤的叙述,其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操演创伤来重构被创伤所损坏的自我身份。不同的是,一般的叙事是对自我身份的建构,而创伤叙事则是对自我身份的重构。创伤叙事是对个人、集体、民族、国家所经历的创伤历史予以见证,从而获得集体、文化、民族、国家的认同。如果某群体成员能够认同某一文化创伤,这种群体的认同感有可能使该群体在未来重构他们的文化身份,重获该群体的凝聚力。此时操演文化创伤可以起到修复身份、增强认同感,从而共度危机。因此,创伤叙事具有示范性、演说性、表演性等特征。

  以上论述表明,创伤叙事在整个转换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创伤叙事并非是终极目标。事实上,创伤叙事是向创伤话语的过渡,即创伤话语建构是以创伤叙事为前提的。创伤叙事是以言语或言语行动开始,在特定的情况下,例如某社会群体需要对自己的种族、性别等身份进行重构时,被建构成创伤话语的,即将个体创伤和集体创伤的体验建构成文化创伤话语的过程。因此,对创伤话语的建构离不开创伤记忆和创伤叙事。简言之,创伤话语是某群体通过创伤叙事将他们对历史创伤事件的共同记忆予以文化上的整合与提升,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虽然创伤叙事可以转换成创伤话语,但是创伤叙事并不等同于创伤话语。总体而言,创伤话语是在创伤语境下,对文化身份、社会习俗、人生价值观等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修复与重构,以应对由于创伤事件而导致的对某群体所构成的文化身份、文化传统、信仰、规范等的破坏。创伤经历不仅会导致人们自信的缺失,而且还会对本应该创造秩序和安全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失去信心(Vickroy 13)。这给创伤话语的生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因为建构创伤话语的前提是必须把创伤记忆转换成叙事记忆,才能给予创伤事件以意义,并将其意义提炼成文化创伤。创伤叙事是对创伤的语言及非语言的表征,而创伤话语是对创伤的文化建构。不仅如此,在从创伤事件到创伤话语的转换过程中,“创伤操演”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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