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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霜:新诗史与作为一种认识装置的“传统”

2017-11-03 10:17:55 文艺争鸣 冷霜

  从胡适在1917年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六期上发表《白话诗八首》算起,新诗迄今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在这百年历史里,新诗与旧诗、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是一个反复被提起的话题。有些时候,它涉及的是新诗的文学资源或美学资源的问题,而另一些时候,它指向的是如何评价新诗的问题,引出的是对新诗前途的判断、阐说或干预,也常常构成对新诗合法性的质疑。上世纪末,曾为“九叶”诗人一员的郑敏先生提出,“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创作实践中,中国新诗的成就不够理想”,是五四一代新文学家由于“矫枉必须过正的思维方式和对语言理论缺乏认识”,“自绝于古典文学,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竭力使创作界遗忘和背离古典诗词”,而失去了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其中所沉积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的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的结果,是其中较近的一个例子,而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地卷入全球化进程之中,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问题更是屡屡浮现于新诗创作与批评领域的讨论。某种意义上,这一问题以及相关的话语像一个幽灵,徘徊在新诗自身的历史中,由于一直未能得到深入和有效的剖析,而始终干扰着我们对新诗的认识。

  对这一问题的解析,涉及到很多具体、彼此缠绕的层次,比如,在新诗的历史中,一些诗人经由现代文学观念的中介,汲取古典诗词的某些美学和技艺资源,确曾形成非常生动的个体写作实践,这些实践也成为其写作风格和艺术独创性的重要成分。如何看待这些实践,以及它们与这一问题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所要做的,是借助于今天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已经形成的认识成果,围绕“传统”及“古典诗歌传统”这些概念,从知识、话语的维度,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揭示其认识论的构造及其在新诗史上的实质意涵,希望以此拨开在这一问题上长期存在的某些迷思,使我们能够更清晰地认识新诗自身的历史进程。

  

  在新诗历史上,关于新诗与旧诗或“古典诗歌传统”,无论是对后者所采取的总体态度,还是面对后者所侧重的不同面向、所赋予的不同内涵,在不同时期一直发生着变化。“五四”时期,白话诗运动在语言、形式和所欲承载的思想观念上都力图突破旧体诗词的藩篱,作为一个整体的修辞表意系统,旧体诗词被视为白话新诗的对立面,胡适“放脚妇人”的自喻,提示出在他(和他的白话诗“战友”)那里,旧体诗词的规制被视为与桎梏了社会文化发展进步的“封建”礼教体制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是后者的一个表征,因而必欲颠覆革除之。但另一方面,出于建立言文合一的国语文学的理想,胡适将文学革命的重心放在文学工具的变革上,通过《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等著作,他又力图为新文学寻索、建构出一个“古已有之”的白话文学的前身,由此,他在为新文学、新诗谋求历史合法性的同时,也在它们与已往的文学及旧体诗词之间建立起一种连续性,一个文学进化论意义上的“传统”。这种态度上的复杂性,后来在新诗领域引起了废名的批评,认为这样一种认识逻辑将会动摇新诗之为新诗的基础。

  在新诗已初步立住脚跟,同时文学观念的演进对新诗从审美现代性方面提出新的要求时,旧诗作为文学资源或美学资源的价值开始不断被引入新诗的讨论,如1920年代中期,周作人批评早期新诗过重白描和叙事、缺少“余香和回味”,而将“象征”与“兴”的艺术手法加以牵连,1930年代中期,叶公超在指明新诗与旧诗之语言工具的根本差别的基础上,主张“新诗人不妨大胆的读旧诗”,以扩展写作意识和发掘旧诗文中可为新诗所用的材料。在新诗理论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些论述也集中出现在这一阶段,如周作人提出著名的新诗发展趋势上的“融合”论假说;朱光潜在其《诗论》等著述中所确立的会通中西古今、给予“诗”的内涵一般性的界定的诗学研究思路,积极地参与了当时的新诗讨论,在新诗的本体认知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废名的《谈新诗》讲义虽然很长时间里影响有限,本身却是在1930年代关于新诗前景不同想象与实验的争辩性氛围之中的产物。它们都涉及到新诗与旧诗及其“传统”的关系,或则在各异的思考向度和不同的层面上倾向于二者间的某种连续性,或则以一种复杂的认识趣味和诠释方式强调其间的断裂性,显示出在“新诗的十字路口”,对于这一问题的纷歧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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