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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乌克兰危机看俄罗斯与金砖国家相互关系的前景

2016-11-22 13:58:00 《国际观察》 冯绍雷

  如何估价乌克兰危机对于今后国际格局走势的中长期影响,特别是从国际政治经济权力转移的视角来进行分析,乃是当今学术界和决策界十分关注的一个话题。乌克兰局势的演进为观察者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不光可以观察俄罗斯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演进,而且可以进一步审视新兴经济体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互动,从而对整个世界局势未来走势作出判断。当然,其中关键节点,应是俄罗斯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首先拟从观察乌克兰危机对于俄罗斯及全球局势的影响出发,选择金砖国家对俄罗斯遭受西方制裁及动用联合国决议方式进行谴责一事的集体反应为案例,探讨俄罗斯与金砖国家相互关系最新发展的政治动因。同时,结合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2013年度以来所经历的经济考验,分析中长时段新兴经济体和西方大国的相互关系的影响因子,尤其是对于理论层次的全球化进程中的新局面以及对于页岩气革命出现之后世界能源格局的重大变化等等为切入点,旨在探讨俄罗斯与金砖国家相互关系的未来走向与可能的发展空间。

  本文力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机理出发,即依据大国间关系仍然是未来世界政治经济走向中的关键性因素,而观念形态领域和基础性质的世界政治与经济重大变化,必然也对大国间关系产生深刻影响这样的视角,并运用国际政治研究惯用的趋势性分析和结构性分析的相互结合的方法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乌克兰局势的全局性影响

  乌克兰危机的全局性影响,不仅在于这一场危机是发生在当今主要大国俄罗斯、美国和欧洲之间,以及是在乌克兰这一个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重要国家;而且在于这一事端蕴含着当今国际政治的一系列重要规则和范式正在面临严重考验。

  1.关于乌克兰危机的动因

  如果对乌克兰危机局势稍作回顾的话,可以发现乌克兰局势变化源于其国内、国外一系列政治经济变动和复杂历史文化因素的相互交织。而且这一类因素显然广泛存在于新兴国家转型进程的内部和外部的环境之中。

  首先,乌克兰国内宪政多变,国家治理功能衰弱,乃是造成本次动荡的一个长期的结构性原因。自苏联解体以来,乌克兰在二十余年中出现了五次重大宪政变化。宪政权力在总统和议会之间左右摇摆,导致民众的政治认同长时期来难以稳定,受集团利益左右的政治精英则从中疯狂寻租。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卢基扬诺夫认为:“独立以后的二十多年来,乌克兰的所谓‘精英’除了利用政治局势‘寻租’,别无其他成就。”①

  在政治治理结构不断反复的背景之下,一个原本资源较为丰富、工业基础强劲、有一定制造能力的乌克兰经济先是受“休克疗法”摆布,后是在一轮又一轮不同利益集团的主导下,经济发展模式取向或是向东、或是向西,造成了长期经济波动、外债沉重、腐败盛行、失业严重。乌克兰的经济成为政治动荡的“人质”。乌克兰经济不仅大大落后于波兰等中东欧国家,落后于俄罗斯的发展,而且,也明显落后于原先远不如乌克兰的白俄罗斯。乌克兰不仅是转型国家政治进程陷入困境,而且是转型国家经济停滞不前的一个典型。

  在此同时,乌克兰地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特定历史地理位置,使其长期以来受到外部势力的严重介入。不光乌克兰因民族人种、语言宗教、历史上的政治归属等因素使得其内部高度分化;而且美欧与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拉锯拔河,成为其内部左右摇摆的直接缘由。外来影响和本土传统犬牙交错的文明结合现象原本是当今世界转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这一现象在乌克兰却是以不可遏制和相互排斥性的东西方博弈和角逐形式激化,成为纷争的漩涡。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世纪之交以来,西方在前苏联地区的北约和欧盟东扩,一连串的颜色革命,使得原本脆弱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出现重大裂痕;而“黄金十年”中俄罗斯所获得的复苏和国力增长,普京大力引导的强国精神,使得俄罗斯再也不愿以“冷战失败者”的身份与西方打交道。冷战后原本一系列东西方关系中的妥协产物,如美俄战略武器谈判,现在受到了反导问题的严重干扰;原本作为欧洲与俄罗斯之间“黏合剂”,并且有相当扎实的一系列基础设施作为基础的能源合作,也因为页岩气等新因素的出现产生动摇。虽然俄罗斯与西方之冲突还没有发展到迎头相撞的地步,但是在如乌克兰这样的缓冲地带出现这样总体性危机爆发,乃是冷战惯性根深蒂固、势所必然的体现。

  2.关于乌克兰危机的进程

  危机以来乌克兰局势的发展,有这以下值得关注之处。

  首先,俄罗斯坚决争取乌克兰不同程度地参与欧亚经济联盟,这是普京和俄罗斯精英2013年至2014年首要的外交目标之一,甚至是在诸多方面依然有极大分歧的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都比较认同的一个政治选择。俄罗斯在2013年本身经济遭逢极大困难的局面下,拿出150亿美元购买乌克兰债券,以及降价三分之一向乌克兰供应天然气,就是其巨大决心的一个体现。

  然而,近一年多来,来自欧盟的战略意向,乃是不顾一切,尤其是在排斥俄罗斯参与和不考虑俄罗斯利益的前提之下,决意要把乌克兰纳入欧盟势力范围之内。而问题的另一方面,尚未摆脱危机影响的欧盟既拿不出乌克兰所需的巨额资金支持,又要求乌克兰继续推进一系列严苛政治经济与法制改革。在2013年11月俄罗斯与乌克兰签订协议之后,虽然俄罗斯方面表示不影响乌克兰与欧盟的继续合作,但是,由于亚努科维奇近一年以来只在国内传播与欧盟合作的舆论,而对转向俄罗斯的立场未作任何说明,因此使得乌克兰民意产生急剧波动。乌克兰国内形势开始时还是相对温和,虽有不少抗议,但是没有过于激进的政治要求。

  2014年2月份以后,也即在俄罗斯冬奥会进入紧锣密鼓的最后筹备期间,基辅局势同时开始动荡,反对党大大加强了抗议的强度。美国则加大干预程度。媒体所爆料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纽兰和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在2月7日的通话,清晰揭示了美国对于乌克兰内部事务的干预程度,当乌克兰广场反对派还在推进街头抗议运动时,美国政要不仅以粗话谩骂欧盟领导人,同时其触角已经伸展到了指定反对党领导人亚采尼克担任动乱后政府总理这样的地步。②而且,这一预谋果然在2月22日后基辅新政权的政府人员安排中被付诸实施。

  事态的另一面,面临西方全力支持之下的反对派压力,以及基辅街头暴乱也已经出现的大规模人员死伤,亚努科维奇政府走投无路,不得不与反对派于2014年2月21日签署了政治协议。其内容为:重新回到2004年宪法,组建联合政府,以及在2014年底之前提前举行总统大选。这一协议是在法国、德国、波兰三国外长见证之下,同时,也是在俄罗斯派出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前俄驻美大使弗拉基米尔·卢金的参与之下达成。但是一天之内,这一协议墨迹未干,就又被广场之上更为激进的反对派所推翻。之后的形势急转直下,亚努科维奇出走,季莫申科获释,季莫申科的助手和顾问们组成了过渡政府,并宣布5月25日提前举行总统大选。

  2月下旬,克里米亚形势动荡。3月以后,克里米亚居民要求独立并回归俄罗斯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虽然,乌克兰的分裂无论对于乌克兰、俄罗斯还是欧洲,都是一个难以预测的前景。但是,3月16日克里米亚全民公决以96.77%的绝对高票不只主张克里米亚独立,而且坚定地提出了加入俄罗斯的要求。3月18日,普京总统发布重要讲话,正式支持克里米亚的独立和回归俄罗斯的要求。

  此后的一段时间中,乌克兰东部地区相继出现动荡局势,哈尔科夫、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等地居民先后提出类似于克里米亚要求加入俄罗斯的要求。美国、欧盟指责俄罗斯蓄谋继续分裂乌克兰;而俄罗斯则反唇相讥,指出动乱源于西方的支持和挑唆。围绕着乌克兰紧张局势,出现了俄罗斯与欧美各自组织军事演习、美国派遣军事舰只巡弋、西方雇佣职业军事人员参与、以及西方对俄罗斯实行制裁等一系列冲突升级的手段。迄今为止,乌克兰动荡局势未有宁日,依然存在着冲突升级的可能。用普京的话来说,此时的乌克兰已经接近于内战的边缘。

  3.危机的未来走势与影响

  乌克兰危机的实质具有多向度的复杂因素。

  首先,是涉及冷战终结以来俄罗斯在国际系统中的地位问题。从俄罗斯与西方大国间相互关系的出发点来看,俄罗斯究竟是一个冷战失败者,只能接受西方在其原有影响范围内的不断扩张;还是如西方领导人所言,冷战无失败者,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和政治版图的重划,是源于民主和市场秩序的自然扩展以及原苏联阵营人民的自主选择。

  而从地缘政治角色的判定来看,俄罗斯和欧洲相互关系之间,究竟俄罗斯是属于一个“大欧洲”或者“大西方”之中的一个特殊部分,还是属于独立于欧洲、美国的平起平坐的三大地缘政治板块之中的一员。大体上,G8以及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当年“20+1”的安排是被视为第一种构想的机制体现,而随着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国力的显着恢复,作为三大地缘政治平等成员的吁求日渐上升。③

  这两种视角之下俄罗斯国际地位的判定不仅涉及作为一个欧亚大陆主要政治实体的本身地位,而且也还涉及这一政治实体与其接壤的其他政治实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作为具有传统影响力的地区大国是否可具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及如何来处理和经营与这一“势力范围”的相关问题。

  于是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那就是类似于乌克兰这样处于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中间地带国家”的地位问题。就乌克兰本身未来的内部和外部政治构架而言,首先,是乌克兰未来外部政治格局的前景,布热津斯基在2月下旬形势急剧变化之下,提出过一个关于乌克兰“芬兰化”的建议。其内容包括,乌克兰可以像芬兰一样,采取实质上中立的政策。即政治上可以和所有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经济上可以加入欧盟、但也可以和俄罗斯建立紧密合作;然而,军事上不加入任何被俄罗斯认为针对自己的军事组织。④鉴于俄乌与俄芬之间的不同关系状态,这一考量未必会被俄方所接受。乌克兰作为欧亚地区版图最大的国家,能否如同小国真正实现中立,也有很多争论。包括西方是否愿意在克里米亚已经被俄罗斯占有之后依然同意乌克兰中立化的主张,尚存异议。但是,这一建议确实是有关乌克兰未来走向的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方案。

  普京的总统私人经济顾问格拉济耶夫则曾早先提出过乌克兰“联邦化”的主张,认为乌克兰可以改变目前的“单一制”。通过“联邦制”的构建,真正赋予其地方自治和自主权力,使其能够在面向各方的经济合作过程中,有更大的自由选择度。显然,作为普京“欧亚经济联盟”主要设计者的格拉济耶夫,是希望通过乌克兰国内政治结构的地方选择多样化,实际上是推进邦联制,来逐渐适应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的主张。格氏建议问世之后,当时作为反对派领袖的亚采纽克并不同意,但反对派中也有认为乌克兰联邦制问题可以在将来予以考虑。在克里米亚被俄罗斯掌握之后,乌克兰联邦化或邦联化的主张能否推行,在实际政治博弈中的可能性已经大打折扣。但是,这始终是普京和奥巴马等西方政要多次长时间电话协商的主要内容。

  在讨论了乌克兰内部和外部的地位问题之后,还存在着第三个问题,那就是以怎样的手段和机制可以来实现对于乌克兰未来地位的认可问题。围绕着这一问题,俄罗斯与西方展开了异常激烈的争论。

  第一个重大争论问题是关于主权领土完整原则与人权和民主原则的相互关系问题。因为,这一次出现的反常现象在于,以往是转型中、发展中国家以领土与主权完整为诉求,对于西方国家破坏领土主权完整的做法提出抗议;而西方国家则以人权和民主原则被践踏为由,将领土主权原则置于次要地位。但是这一次则是美国和欧洲率先以领土主权原则作为武器,抨击俄罗斯对于克里米亚的占领;而俄罗斯则反过来以在乌克兰的俄语居民人权受威胁,民主程序被践踏为由,为接受克里米亚的回归进行申辩。这是一个在当今国际政治中十分重要的议题,尤其对于发展中转型中的新兴国家今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二个问题关于领土主权原则和民族自决原则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关于科索沃问题的先例能否重演,这又是国际法的一个关键问题。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的理由在于克里米亚地区的历史归属性,迄今为止与俄罗斯的天然联系问题,以及冷战后西方处理科索沃问题时已经出现过的先例。欧洲与美国方面的反驳则在于科索沃问题具有不可重复性,以及克里米亚问题和科索沃问题的不同性质。

  所有上述问题所揭示的一个重要背景,如同卢基扬诺夫所言,乌克兰危机反映的是冷战以来的国际范式是否已经被根本改变,也即当俄罗斯二十余年来对于西方步步紧逼之下的扩张已经无法忍让。与其在接连不断地被西方一步步断肢截臂式地被肢解,还不如改变应对方式,干脆予以绝地反击。⑤这里的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乃是,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拥有最大政治经济与战略实力的强国,和当今世界出现的“多极化”、“多元化”发展趋势,何者具有更为主导地位的问题,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在经历怎样的变化。

  这样的一些问题本身已经超越了乌克兰危机、也超越了单单是俄罗斯与欧美国家间相互关系的问题,而是具有了更加宽广的涉及面,被广泛地体现于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实践之中。尤其是,当美国负责远东与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4月3日的官方表态中,无端地提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使得美国在亚洲的盟国越来越担心,中国会以武力实现其领土主权主张。拉塞尔表示,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报复性制裁,应该能对“中国想仿效(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模式的人施加寒蝉效应”。⑥当拉塞尔已不分青红皂白人为地将乌克兰问题与亚洲地区、特别是与中国拉扯到一起的时候,这说明更加值得从全局的眼光来审视乌克兰危机对于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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