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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包容性发展

2017-03-16 09:09:23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陆鹏 廖丽梅

  作者简介:陆鹏,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广西 南宁 530021; 廖丽梅,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1 陆鹏,男,瑶族,广西桂林人,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区情调研室教师,研究方向:民族理论政策、民族经济等; 廖丽梅,女,广西桂林人,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

  Based on the modernized aim of perfecting our country’s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capability,in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ethnic autonomous policy and principle,it is suggested to stick to the principles of keeping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stinctions,as well as coexist and accommodate each other.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flourishing,with logic reference system and analysis structure in inclusive notion,development and reform,we shall come to research on the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autonomous governance principle,to present the inclusive growth of ethnic autonomous principle under the cultural diversity,so as to promote a brand new format of cultural diversity with positive interaction.

  中国民族问题的治理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正确处理中国民族问题和中华各民族文化发展问题的重要世界观和管用方法论。中华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为中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包容和相互借鉴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历史传统,使之在民族事务治理的进程中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高度统一,充分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一体”与各民族自主管理民族内部事务的“多元”治理格局的高度统一,广泛凝聚了中华各民族文化发展的自信心和中华文化发展的自豪感的高度统一。

  一、包容性发展:文化渊源与理念阐释

  包容性发展,是所有人机会平等、成果共享的发展,各个国家和民族互利共赢、共同进步的发展,各种文明相互激荡、兼容并蓄的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良性循环的发展。①包容性思想深深地蕴含于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积淀和演进脉络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是我国民族治理思想的文化根源,其中蕴含的包容性思想不言而喻的嵌入我国对民族问题的处理思维和民族关系的调处原则之中,并不断地涵养我国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成为我国民族发展的内在特质。包容性发展正是在包容性思想的指引下开展的包容性理论和实践创新活动的总和。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的结晶。尽管各民族的文化多元、文明多样,但其中所包含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深层内核上体现同质性,在历史脉络上体现继承性,在互学互鉴上体现包容性。譬如,强调仁、义、礼、智、信,成为各民族文化的内核基因;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各民族人民处世哲学共识。共同的文化内核,自觉的文化认同,相似的文化历程,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和我国民族关系和谐共生的内生动力和精神依托。包容是“包”和“容”的统一体,“包”是对多样性的整合,“容”是对差异性的尊重,这是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1]28。“包容多样、尊重差异”的目的是在差异中求和谐,在多样中求统一。民族问题、民族关系就是具有多样性、差异性、复杂性的事务和现象,民族文化多样性要求我们对待包括民族文化在内的民族问题也需要多样的思维和多方的思考;“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看待和处理现象和问题,尤其是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共识视角。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2]。正是在这种“和合”精神的指引下,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包容特质,强调以和为贵,和而不同,追求和谐。在其核心要义和内核精神的指引下,历史上的羁縻政策、怀柔政策等都是“和合”精神的实践产物。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央王朝在调处与边疆各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修文德以来之”的安抚和羁縻政策。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汉唐时期的和亲政策,使得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不断增进,在交流与碰撞中不断被涵化,不断丰富和发展“和合”精神,有效地指导中华文化发展,有力地推动民族问题包容处理的伟大实践。

  党的十八大继承和阐扬了包容性思想的核心内容。“包容互鉴”的国际关系准则,“求同存异”的对台政策方针,构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以及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等,都集中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深谋远虑,更集中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宽广未来和美好前景,蕴含和彰显了开放包容、创新争先的时代要求。这些包容性发展的理论要求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完善提供了科学的价值指向和正确的路径选择。

  包容性的发展理念,是基于“包容性增长”发展而来的。“包容性增长”是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效率不同,它倡导一种机会平等的增长[3]。基于增长意义上的包容性发展,以及民族包容性发展的内涵也就比较清晰了。笔者认为,文化和经济一样,民族和国家一般,都应该重视强调民族包容性发展和文化的包容性发展。一方面从民族的维度审视,一是处理好增长和发展的关系。民族包容性发展就是在注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量的增长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民族结构的改善、民族素质的提升、民族人的全面发展。二是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民族包容性发展应该在强调注重民族地区发展成就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和重视单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和进步质量。三是处理好求同与存异的关系。包容性发展的重点在“容”,要在尊重民族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各民族的发展个性和独特需求,尊重各民族的发展道路和模式选择。另一方面,从文化的角度分析,民族文化包容性发展应该强调的是不同民族、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文化应该享有同等的发展机会。这是包容性概念的精髓所在,也是衡量文化包容性发展的基本准则。民族文化包容性还应该体现在先进民族文化应该意识到传统民族文化对其发展具备的积极意义;政府应该为民族文化包容性发展完善政策体系,支持民族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也是促进和实现民族和民族治理体系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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