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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及其社会学意义

2017-04-24 16:51:24 社会学视野网 洪大用

  全球气候变化无疑是当今世界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每一次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都会引起广泛的关注,每一次谈判的点滴进展都会让人欢欣鼓舞,而无法达成协议的谈判总是令人沮丧。随着全球政治气候的明显转向,刚刚达成不久的《巴黎协定》的执行问题,再次令人担忧。本文关注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及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进而分析应对气候变化实践的社会学意义,以期促进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更多地围绕应对气候变化开展有价值的研究。

  一、不平衡的气候变化认知

  在科学社区内,气候变化可能被很多人认为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大的环境风险,这种风险表现为大气层中温室气体的不断增加,其根源内在于现代社会之中,并需要通过现代社会自身的变革予以积极回应。这种科学社区的基本共识也越来越为全球各国领导者所认知,很多国家都在努力推动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1992年,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2016年11月4日,经过国际间的艰苦谈判而达成的《巴黎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终于生效。该协定已获得74个国家正式批准,这些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58.82%。该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了安排,是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但是,在科学社区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并不平衡,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介入气候变化的讨论非常有限。比如说,在中国著名的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http://acad.cnki.net/)中,检索篇名中包含“气候变化”字眼的文献,总共可以找到11626篇(截至2016年11月8日),但如果排除自然科学期刊,则只剩下1844 篇。也就是说,在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上讨论气候变化的文献只占15.7%!其中,社会学者研究气候变化的文献可以说非常之少。在检索到的中国最好的社会学专业期刊《社会学研究》所发表的2889篇文献中,篇名中含有“气候变化”的文献只有一篇(张倩,2011)。可以说,中国社会学者对于气候变化的社会原因、社会影响以及社会应对之策的关注非常之少,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这是自然科学家的事情。

  就公众而言,如果你要随机地采访一个人,问他是否了解气候变化,非常可能的是:他(她)仅是听说过,但并不了解,或者只能跟你讨论一下“天气变化”。根据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仅有5.7%的被访者认为中国最重要的环境问题是“气候变化”(参见表1)。尽管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约有63%的被访者听说过“全球气候变化”,另有23.6%的人表示“没听说过”,13.4%的人表示“不知道”,但作者们(黄乐乐、任磊、何薇,2016)在分析中也指出:中国公民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知识“具有程度浅、不够准确的特点”。

  事实上,与世界上很多国家一样,中国公众正在为社会转型中的诸多问题所困扰,并非仅仅关注环境问题。例如,根据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在医疗保健、教育、犯罪、环境、移民、经济、恐怖主义和贫困等诸项社会议题中,被访者认为中国最重要问题的依次是医疗保健(30.7%)、教育(23.5%)、贫困(16.3%)、经济(15.0%)和犯罪(6.1%)等,环境位列第六(5.5%)。即使是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环境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位置也都不在前列。如果单就环境议题而言,中国的被访者更为关注的则是与其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空气污染(34.7%)、水污染(20.0%)和垃圾污染(17.7%)等问题,气候变化的重要性被排在后面。这一点则与发达国家有着明显的差别

  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尽管存在着以上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与认知不平衡问题,中国政府一直确认全球气候变化的严重性,并积极采取各种应对措施。中国不仅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以及《巴黎协定》等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文件,而且采取了切实的自主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各种行动。自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中国政府率先组织制定了《中国21 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并较早成立了多个政府部门组成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在研究、制定和协调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等领域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从2001年开始,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组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的编写工作,并于2004年底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正式提交了该报告。2007年,中国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并制定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自2008年始,中国政府连续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国家报告,向国内外公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有着巨大影响。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第一次列入了气候变化议题,指出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新贡献”。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更加明确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路径。应该强调的是,中国政府在实践中认识到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与更好的发展结合起来,与推动整个社会的全面变革结合起来。2003年,中国提出要树立科学发展观。2007年,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2012年,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进程持续加快,一个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正在形成。特别是,2015年以来,中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其中包括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15年底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指导中国未来发展的五大理念,其中明确强调了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作为落实中共指导思想的国家“五年规划”,则在推动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直接作用。自从“十一五”规划(2005-2010年)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森林覆盖率等环境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以来,该类指标在“十二五”规划(2010-2015年)、“十三五”规划(2015-2020年)中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丰富,要求更趋具体。在“十三五”规划的25类主要指标中,资源环境类指标占到10个,全部为约束性指标,其中包括了与2015年相比,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增加3%,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18%。该规划还设立了专章部署“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从实际的统计数据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在一些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例如,从2008年之后,中国GDP的增速明显快于能源消耗总量的增速。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万元GDP的能源消耗量持续下降,到2014年已降至0.7吨标准煤(参见图2)。在“十二五”规划实施期间,碳强度累计下降了20%,超额完成了“十二五”规划的确定17%的目标任务。

  与此同时,中国能源结构不断改善,在2014年的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石油、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分别占66.0%、17.1%、5.7%和11.2%。2015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达到了12%,超额完成了“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目标,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持续增长。

  中国在其2008年发布的首份《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中曾经指出:“中国把应对气候变化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结合起来,以发展经济为核心,以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为重点,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努力控制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不断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阐明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路径。沿着这条路径,中国在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展植树造林,控制人口增长,加强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制定,完善相关体制和机构建设,提高气候变化相关科研支撑能力,开展气候变化教育与宣传等等方面,持续地开展工作。应该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是符合其实际情况的,走在了正确的方向上,充分考虑了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的协调联动、协同变革,充分体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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