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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传”与“递”

2016-12-09 11:28:10 《中国史研究》 黄正建

  唐代的交通通信组织以“馆驿”为代表,这从《唐会要》以“馆驿”立项即可明知①。但同时,唐代文献上还有“传”和“递”,它们与“馆”、“驿”以及“邮”等语义交叉、互为影响,构成了相当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无意研究唐代所有的交通通信组织及其职能,只想就其中的“传”“递”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众所周知,“传”在汉代十分兴盛,“递(铺)”在宋以后也形成为固定的制度。那么,唐之前的“传”到唐代变得怎样了?宋以后的“递(铺)在唐代又是如何起源的呢?关于唐代驿制传制的研究自三十年代以来已有许多成果,其中重要的有陈沅远《唐代驿制考》②。文章是研究唐代驿制的开山之作,但基本没有涉及“传”“递”。四十年代又有日本学者青山定雄的《关于唐代的驿和邮》③。文章着重研究了驿和传的关系,认为“传”指传车,“传马”设在驿中,并认为唐玄宗以后普遍设置了“邮”。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开展,又有王冀青《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④。文章认为传马不用于驾车、不设在驿内,在速度和用途上均不用于驿马。文章主要研究的是唐代前期西北地区的情况。进入九十年代,日本学者荒川正晴发表了《唐代驿传制度的构造及其运用》⑤。文章十分强调传制的作用,认为它和驿制共同构成了唐代的交通系统;驿制的运用受条件限制,而由县管理的、承担日常公用交通、运输的传制则起更大作用,它在律令制度崩坏后仍然继续存在。后二篇文章都没有涉及到“递”。本文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到时代的沿革,试图勾勒出“传”在唐代消亡、“递”在唐代发展的一个粗浅脉络。

  (一)

  先看传制。按汉代的传制包括传车、传舍、符传,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例如有关于传置、驰传、乘传的具体规定等)。汉以后,传与驿的功能渐趋统一。那么,到了唐代,传还是独立于驿的一个实体吗?唐政府是否仍然对传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呢?或如荒川所说,“传”真是在整个唐代、在全国范围内与驿制平行的、支撑唐代交通体系的一大支柱吗?遍查唐代律令,我们没有找到有关“传制”的规定。在基本法律如《唐律》中,有关于“给驿马驿子”的规定,也有关于“乘驿马依驿路向前驿”的规定⑥,但涉及到所谓的“传”,只在有关牲畜管理的《厩库律》中谈到了“传送马驴”⑦。再看作为行政法典的《唐六典》,其中有关于置驿的全套制度⑧,包括驿的数量、间隔、管理、驿马、驿丁、给券等,但关于“传”,除了有“传驿”二字之外⑨没有其他任何规定⑩。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那种支撑唐代交通体系的“传制”是并不存在的。“传驿”之“传”不过是讲“驿”所具有的职能中包括有“传送”“传递”罢了(11)。

  唐代没有“传制”并不意味着唐代没有“传”。由于唐人喜用古时词语,致使涉及“传”时往往语义混淆。分析这些混乱,抛开其中那些似是而非的部分,我以为唐代文献中的“传”至少包括有下述三种含义。

  一、传舍。这是大量出现在唐代文献中的词语。研究含有这一词汇的史料,我们发现所谓“传舍”实际指的就是“驿”。引二条史料如下:

  刘禹锡《管城新驿记》:新驿成……庭容牙节,庑卧囊橐……主吏有第,役夫有区,师行者飨亭,孥行者有别邸……其传舍之尤乎(12)?

  《旧唐书·王玙传》云:(巫与中使分行天下),宿于黄州传舍。刺史左震晨至,驿门扃鐍,不可启。震破锁而入,曳女巫阶下斩之。

  传舍指驿,特别指驿中用于住人的设施,但“传舍”并非法律用语。随着同样具有留宿官客职能的“馆”的普及,称“馆驿”者逐不增多,这时文献中的“传舍”又同时具有了“馆驿”的含义。白居易曾对“得景(丙)为私客,擅入馆驿,欲科罪。辞云:虽入未供”判曰:“传舍是崇,使车攸处。将供行李,必辨公私”云云(13)就是一证。“馆”到唐后期成为这一类设施的正规称呼,“馆驿”连称就固定下来。“馆驿”连称还意味着驿的传送功能衰退,而代之以住宿即招待过往使臣、官客的职能上升这样一种趋势。

  二、传符。传符,“谓给将乘驿者”(14),于是和驿制发生关系。传符“通用纸作”(15),因此也叫纸券(16)。传符是利用驿的凭证,律令已有明言。但它被称作“纸券”后,有人遂以为它是乘传的凭证,这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应当注意,唐代后期在史籍上一般均称“传符”为“纸券”、“符券”、“正券”等,元稹在《论转牒事》一文中就说“伏准前后制敕,入驿须给正券”(17)。由“传符”到“纸券”的变化似与“传”的日益消亡相一致。

  三、传送。既然“传舍”指的是驿、“传符”又用于乘驿,二者所用的“传”都只不过是沿用了汉以来“传”的习惯说法,那么引起“传”和“驿”混 淆的主要原因在何处呢?我们说它就在于“传”的第三个含义,即“使用传送马驴来进行传送”这一点上,所谓“传”的逐渐消亡主要指得也是这一含义(18)。具体来说,唐代前期各州县马坊(特别是西北地区马匹众多处所设马坊)有一项任务就是提供马匹为过往使人或运送物资服务(19)。这项任务属于交通运输而不属于通信,它在唐代法令中主要被称之为“传送”(有时也称为“部送”、“递送”等),提供的牲畜主要被称为“传送马驴”。例如《唐律疏议》卷十五厩库律有“府内官马及传送马驴”、卷二十六杂律有“应给传送”字样;《通典》卷二食货二也有关于“其传送马,每匹给田二十亩”的规定。“传送马驴”可以省称为“传马”“传驴”,敦煌P3714号文书已有明确记载,但由于唐代史籍中称“传马”者仅一见(20),因此传马是否与驿马一样是一种固定的马类(驿马的身上是要烙印的)仍令人十分怀疑。

  关于传送之马与驿马的区别,前述王冀青文已有详述。这里只补充一点,即传送之马或简称传马者不用于驾车是毫无疑问的。除王文提出的理由外,《唐律疏议》本身就有现成的说明。《唐律疏议》卷十五厩库律“诸应乘官马、牛、驼、骡、驴,私驮物不得过十斤”条疏议曰:“应乘官马、牛、驼、骡、驴者,谓因公得乘传递”。下条“其乘车者”疏议曰:“应乘官车……私物不得过三十斤”。可见用于传送或称传递的是马、驴等而不是车。此外从唐代整个社会的交通状况看,骑马也很普及,“贵贱所行,通鞍马而已”(21),使臣出行自然也不会例外去乘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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