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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恩怨人生

2018-04-12 15:48:56 光明网

宋神宗元丰七年七月,公元1084年,有一种史料记载是七月七日,骄阳似火,四野蒸腾,长江从天际流至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苏东坡的官船终于顺江而来,靠近江宁码头。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湖北黄州“安置”四年,然后“蒙恩量移”河南汝州,在与其弟苏辙同游了一趟庐山之后,他特地绕道江宁,前来拜访已于八年前隐居钟山的退休宰相王安石。

严格地说,中国历史上粉丝最多的文人苏东坡,是经过“黄州四年”冶炼之后诞生的:之前他叫苏轼,字子瞻,他在黄州府衙的东方坡地开荒耕种,从而自号“东坡居士”;更重要之处在于,他在黄州写出了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和《寒食帖》等代表作,从而奠定了自己伟大作家的文学史地位。

迫于朝廷政治压力把苏轼贬到黄州的宋神宗,也曾废寝忘食阅读苏东坡的“黄州诗文”,身边人把苏东坡比成李白,作为苏东坡超级文学粉丝的宋神宗却说:李白有东坡之“才”,却无东坡之“识”。

此时的江宁知府王胜之,也是苏东坡忠实的文学粉丝。

贬谪黄州之前几年,苏轼在杭州当副市长,写有名诗《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此诗当然非常漂亮,据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考证,苏轼也颇为自负;然而,你不觉得此诗有些过于浓丽,甚至还有那么一缕文人的轻佻?

等到“黄州四年”苏轼成为苏东坡后,与其弟游览庐山,同样是写风景,《题西林壁》的风概却大不相同——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王安石三十岁的时候,在《登飞来峰》中也写过与《题西林壁》异曲同工的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苏东坡来江宁这年,王安石六十四岁,还有两年就去世了,也已经建立起自己作为历史伟人的功业。

“王安石变法”震古铄今。

在完成“天下己任”之后,王安石毅然“裸退”隐居钟山,以一生清白向历史证明了一位政治领袖的完美品格。王安石的“终身政敌”司马光也承认其“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南宋大儒陆九渊曾经赞叹王安石“洁白之操、寒如冰霜”;近代政论大师梁启超,更是在其《王安石传》中,把王安石推崇为我国“三代之下”唯一完人。

我们民族的两位巅峰伟人,终于在江宁相会了。

王安石穿一身与钟山农民没有多大区别的衣服,骑着一头毛驴到江边迎接苏东坡。

来不及冠带的苏东坡慌忙出船长揖而礼:“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

王安石则拱手而笑:“礼岂是为我辈设?!”

这一对原来的“政敌”旋即超越政治藩篱,还原成潇洒飘逸、风流千古的“唐宋八大家”——我们民族的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就这样体现在两位优秀儿子身上。

四十二年前,二十二岁的王安石从江宁出发到汴京参加科举考试,自此走上从政道路。

王安石十六岁时随父进京述职认识了曾巩,曾巩把王安石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得到欧阳修的高度评价:“翰林岁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然而,王安石十八岁时其父突然病逝于江宁通判任上,王安石在为父守孝期间,决定放弃恃才傲物的文人生活,据其《忆昨诗》记载,他决心以两位古代圣贤“契”和“稷”为榜样,承担自己的“天下己任”。

王安石以全国第四名的成绩高中进士。

其实应该是状元。

据邓广铭先生引用过的史料王銍《默记》记载:当主考官把前十名的考卷呈送皇上批阅时,是已经排好名次的——王安石第一、王珪第二、韩绛第三、杨寘第四,只是王安石的赋中有“孺子其朋”四字,也许触碰到了宋仁宗忌讳“朋党”的神经,宋仁宗很不高兴,采用汉武帝“后来居上”的政治手法,把王安石与杨寘互换,于是杨寘成了那一届的状元,王安石只得屈居第四名。

王安石的第一个公务员职务是“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公事”。

王安石一头扎进帝国的基层政权部门,一边积累基层政治经验,一边撰写《淮南杂记》,奠定自己日后改革的思想基础。

第二年,范仲淹和韩琦、富弼等人领导推行“庆历新政”,然而,仅仅一年多便宣告流产失败,韩琦也被贬到扬州,成为王安石的顶头上司。

王安石仍然“每读书达旦”,常常坐着打个盹就上班去了,有时连脸都不洗,加之不爱修边幅,其形象可想而知。韩琦以为王安石沉迷歌楼酒肆夜生活,便提醒他得努力读书,正值青春年少不能自暴自弃。

面对上司的误解,王安石居然能不置一辩,依然潜心撰写自己的《淮南杂记》。

按照北宋不成文的规定,只要进士及第,排名又靠前,在地方干满一任之后,便可以申请回朝廷担任馆阁之职,经常在皇帝身边出头露脸,提拔的机会自然更多。但是,王安石对自己的从政道路有着明确的自我设计:先当几任地方官,“以少施其所学”;所以,扬州三年任满之后,他选择知鄞县,当一个亲民的县委书记。

王安石在鄞县的政绩《宋史》有明文记载:“起坡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其中“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便是后来“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的雏形:相当于官办“小额贷款银行”,在农民青黄不接之际,以农民田里的青苗作抵押“贷谷与民”,待丰收之后再还本付息;当时民间的高利贷利息是100%至300%,而王安石只收20%至30%,仅用于借贷工作的损耗与运转——二十世纪孟加拉人尤努斯办了一个类似的“穷人银行”,为此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在十六年的地方官经历中,王安石积累起极大的官声人望。他不仅深受老百姓爱戴,在士大夫中也被视为奇才,用司马光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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