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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海上防御由消极防御转向积极防御

2018-04-16 15:51:45 环球时报 谢茂松

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度,纵观历史,即便国家强大时也没有侵略别国。对于人所熟知的这一历史事实,我们还需要做更深入的解释,即历史事实背后更深层的是国防军事战略选择,这就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防御战略。只是因应国势的强弱消长而分别采取积极防御与消极防御两种战略。国力强盛时采取积极防御战略,但依然是防御性的,而非西方历史上国强则扩张、侵略、称霸。

当中华文明中根深蒂固的防御战略在学理上被解释清楚后,我们自己就更有战略定力,也能使国际社会、大国、周边真正理解、信服我们今天“和平发展道路”的言行合一,从而尽可能在根本上消除他们的疑虑、担心。

中国历史上面对的外敌、边患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有学者称之为“草原帝国”。对于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南下入侵,中国在战略上采取防御性的守势,长城就是据此而建。

历史上明代中后期面对的边患除了“北虏”,还有新出现的“南倭”。有意思的是,当明代面对来自东南海上倭寇的入侵时,采取的一个策略也是像在北方边境一样,在沿海修筑了海上长城。思维依然是防御性的,并没想到要去跨海讨伐日本。中国历史上对于日本独有的征讨,都由元朝发动。元朝起始作为游牧文明所具有的扩张性,并不是作为农业文明的中华文明所固有,而它后来也开始了为中华文明所化的过程。

作为防御的两种战略之一,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中国在国势积弱时不得不采取相对消极的防御战略。当中国国势由弱而转强时,则由消极防御而转向积极防御,驱逐入侵者,恢复原有的国土。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就是汉朝立国六十多年,到汉武帝时,一改汉初对于匈奴的和亲政策,主动出击大败匈奴,使其不再对中国形成威胁。

中国以其大国规模以及治理力、统合力总体上抵御了游牧民族、草原帝国的入侵,近代之前没有常备军的欧洲面对来自东部的游牧民族骑兵的入侵,则相对没有这种能力,也没有这么幸运,它只能另寻出路。按英国地缘政治学者麦金德的研究,欧洲从发现通往印度的好望角航路开始,转而通向海上,相当于压迫草原游牧民族的后方,从而抵消他们在东面面对的游牧民族骑兵的优势机动性威胁。由这一历史效应,西方开始了海上以致全球性的扩张、称霸。

欧洲海上帝国与欧亚大陆北方的草原帝国一样,两种文明都带有扩张特性,与作为农业文明的中华文明迥然不同。由此,我们也可以重新理解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文明意义。作为陆上大国的中国有着当时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舰队,当时东南沿海还有为数众多的中国人迁移到东南亚谋生,他们在时间上远比后来的西方列强早到东南亚,人数上也更为庞大,但不管是明王朝还是移民群体,都完全没有像后到的西方列强四处殖民。今天或许还有人惋惜,但这恰恰是中华文明的伟大之处。

中华文明强调“中道”,力量千万不能用到极致。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以“中正”为最高原则,乾卦作为六十四卦的首卦,其最上一爻爻辞“亢龙有悔”完全是警戒之辞,正所谓“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这也是中国即使在占有巨大优势时还是采取积极防御战略,而非扩展战略的哲学根源所在。如此我们也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对印度、对越南自卫反击战的深层机理。两战都是基于对方先入侵我国领土而实行,故而都以“自卫反击战”来命名,名正而言顺;同时也名副其实是“自卫还击”,中国速胜后就很快撤回自己的领土,绝不恋战,更不因获胜而占领对方领土,这完全是积极防御性战略。

今天的中国也由消极防御转向积极防御,保护自己的各种合理权益,但积极防御的本质还是防御,只是更多地着眼于加强过往相对于陆上防御而相对薄弱的海上防御。海上防御由消极防御转向积极防御,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既是对于固有领土的恢复,也是对于海洋权益、战略通道安全维护等合理权益的保护。

中国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这一理论中的“和平”是应对“中国威胁论”,“崛起”是应对“中国崩溃论”。基于对过往历史与今天事实的总结,中国的“积极防御”战略中的“防御”是应对“国强必霸论”,“积极”是应对那些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的人。“积极防御战略”是中国心平气和、光明正大地向世界传达的真实声音。

(作者系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


(责任编辑:聂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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