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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命运:以《国富论》为例

2017-07-17 09:58:21 《浙江社会科学》 罗卫东

  作者简介:罗卫东,浙江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杭州  310027)。

  

  何谓“经典”?对此可谓见仁见智,不一而足。事实上,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经典,因为都有其衡量经典的标准。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自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术经典。在人类数千年的思想史上,以文本形式呈现的知识成果浩如烟海。其中绝大多数就是其物质形态完好地保留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其实际影响则近乎为零,就像博物馆库房中的无数永远也得不到展出机会的出土文物一样。只有极少数作品与人类的实际思想过程和历史实践活动建立起内在的深刻联系。

  在我看来,经典最大的特征在于,它具有构建读者本质性的人类能力的功能。它能够增进人类的自我认识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能够塑造价值观,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所以,经典之作,无论是从提升人的理性能力、还是促进道德感的增强,或者是激发和丰富人的审美感方面都应该是卓越的典范。它应该具有显著提升读者理性和情感能力的内在品质。在人文科学领域中,经典之作就不仅具有科学原创性的特征,也具有文学修辞上的特色。

  康德所言“理性为自然立法”的这种能力,在历史实践中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伟大经典塑造了人类的观念这一点而体现出来的。凯恩斯、哈耶克这些20世纪重要的思想家无不强调某些经典所创设的观念在影响人类事务特别是在其构建人类关于何为利益的观念方面所起的作用。上世纪30年代,芝加哥大学年轻的校长哈钦斯倡导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教育改革,其基本精神正是以经典教育代替学科教育,旨在帮助学生确立起面向新的重建工商业时代的人文主义观念,形成安身立命应有的理性能力。虽然,这个改革最后没有持续下来,但其实际的效果是引人注目的。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经典所具有的价值。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经典往往还隐藏着一种开放的姿态和互动的意愿。因而,也总是表现出一种不断生成新的意义的特性。可以说,经典不仅是提供了某种设计论意义上的自证能力,也具备着某种演化论意义的特性,也就是与各个特定的时代发生作用并在演化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再创造和生发新的意义。从后者的角度来看,经典作为一种生成过程不仅是某种既定的重要思想观念自身的生成、表达和传播过程,也是与其所经历的每一个时代互动演化的过程。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个过程之间的关系也非常之密切。后来的人,并不是作为经典文本思想的单纯接受者和诠释者,而是参与了经典思想的创造过程。就中国而言,两千多年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者对《论语》的注解,融入了各自对这部伟大作品的解释,其中一些人的注解堪称是参与了这部作品的再创造;同样,在西方,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前思想史乃至文明史乃是围绕着《圣经》传播、研究和解释而展开的。马丁·路德对《圣经》的重新翻译和解释,引发信仰世界的革命,导致了宗教改革这样的重大历史运动。这一方面表明,能够称之为经典的作品,通常具有通过与各种时空情境的结合而不断获得新活力的能力。另一方面,这也表明思想史研究这个领域具有某种创造性的内部张力。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思想史甚至通过知识考古作业,挖掘或者创造出了历史上的经典。一些被历史淹没的伟大人物及其思想被发掘出来并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也就是说后人成为前人的“伯乐”。或者情况正好相反,长期作为经典的作品被后人拉下神坛。在历史实践和思想史作业的双重作用之下,经典之作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常常沉浮不定。但是,正是这同样的过程也会让真正的经典拥有牢不可破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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