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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成义:西方民粹主义兴起何以必然的三重视角

2017-06-13 16:44:50 中国社会科学网 彭成义

  2016年作为西方极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元年,无疑将被历史所铭记。欧洲边,英国脱欧公投结果令外界普感意外,并致首相辞职,政局混乱,全球亦为之震动。另一边美国大选,特朗普逆民调而上,初选中一路领跑共和党提名,最终击败希拉里而问鼎白宫,并在执政后推出一系列极具争议的举措。这两起“黑天鹅”事件虽然相距遥远,但都体现了反建制、排外、反全球化、反智等民粹主义特征。

  事实上,英美作为西方世界的领导者,其动向有着风向标的意义,如今这股潮流正在向欧洲大陆蔓延。今年又恰逢欧洲不少国家进行总统和议会选举,极右翼政党的意外胜出有可能不断涌现,这就有必要对这种不约而同的极右翼民粹主义现象兴起的原因进行深刻分析和把握。这里就将由表及里分别从西方发展的现实困境,西方制度自酿的苦果和西方文明的悲剧宿命三个维度,对西方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必然性进行分析。

  西方发展的现实困境

  表面上看,西方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当前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所导致的,这包括经济低迷、贫富差距加大、人口变化、恐袭威胁等。西方经济的长期低迷不难理解,事实上,西方发达体的经济增长在过去五十年中一直存在非常明显的放缓趋势。这一定程度上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有关,另外则或多或少与全球化的浪潮脱不了干系。因为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引下,资本和技术流向劳动力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而劳动力则逆向流动到发达国家,从而导致发达国家内部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失业人口增多,福利负担加重等问题。而这场20世纪80年代由里根和撒切尔开启的新自由主义浪潮,本身就是对前一阶段福利资本主义的纠正和反动。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内部贫富悬殊拉大就不可避免。

  而同时,西方发达国家日渐遭受人口结构变化的困扰,其突出表现是,主流白人族群少子老龄化日益增强,而新移民以及少数族裔比例则上升。发达国家这种少子老龄化的增强,一方面是生活水平提高和寿命延长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西方年轻人享乐主义盛行导致的后果之一。而这些变化不仅倾向于导致消费不足,劳动力短缺和成本上升,财政负担增加,社会思想倾向保守,也会导致对移民的依赖,以及主流族裔不再主流的焦虑感。比如,照目前的人口增长速率,2050年前后法国和德国都将成为穆斯林人口过半的国家,美国的穆斯林人口亦将超过5千万。与此同时,西方的反恐政策因未能找准病根,而导致了越反越恐的局面,从而使民众的安全感进一步降低。

  西方制度自酿的苦果

  上述的现实困境作为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最直接诱因,基本没有体制内的解决之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及其附属自由民主制度酿成的苦果。这里笔者赞同郑永年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历史视角。资本主义从16世纪诞生到19世纪走到高峰,基本处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阶段,其唯一的目标就是赤裸裸地追求利润;不过,19世纪社会主义的出现,则给原始资本主义构成强大压力,并促使其演变为福利资本主义;而随着福利资本主义的不可为继,20世纪80年代又出现了一波主张私有化、放松市场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并藉着全球化的契机将资本的逻辑和范围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如今的民粹主义则是对过去几十年这种趋势的一种反动。此外,在西方原始资本奔走于世界各地榨取剩余价值的过程中,资本也开始异化为更具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投机性的“虚拟金融资本”,并开始急遽膨胀。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 市场上的金融债券已达600万亿美元之巨, 是实际商品贸易的10倍之多。而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带有寄生性的虚拟经济无疑是无本之木,所以金融危机最终爆发,并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资本主义制度逐利的本质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可避免的资本异化,无疑是导致当前西方现实困境的重要制度根源之一。

  另外一方面,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也是导致上述现实困境的罪魁祸首。首先,西方民粹主义和民主主义高度重合,具有极强的亲和性。在常规理解下,民粹主义通过动员底层民众反对腐朽的精英或者统治集团,本来就是西方宣称的民主的题中之义。不过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直接民主的近乎不可能性直接导致了政党和代议制民主成为主流,而民粹主义就可以看做直接民主对精英民主的更替。尤其是当普通大众日渐对现实感到不满和愤怒,而又不能通过正常代议制渠道得到解决时,就有可能激化与传统精英的矛盾,并寻求实现从民众手中转移给统治精英的赋权的回归。此外,虽然西方资本主义确实在推动人类物质文明进步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此滋生出来的“理性的自负”,在解决人心安顿以及存在上千年之久的宗教恩怨方面的问题,则并没有效果;而且西方强行向全世界推销和输出其理性的政治结晶——“西方式自由民主”,给世界带来的更多是灾难而不是福音。当前欧洲面临的难民危机以及西方挥之不去的恐怖主义威胁都与此有关。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石——自由主义传统——也否认了共同体的“善”,从而排除了全民先锋党的可能性。而这为整个社会被各种利益集团和利益勾连所瓦解和吞噬铺平了道路。西方的政党在国家中的代表性也自然是片面的,尤其是当中产阶级萎缩分化之后,这也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西方文明的悲剧宿命

  如果放到更长远的历史脉络来看,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更是西方文明的悲剧宿命所决定的。这里无法深入考究斯宾格勒在其《西方的没落》中所深入阐述的理据,也无意于采用他的所谓对历史的“观相”之法,这里只是简述作为西方文明鼻祖之一的柏拉图对自己所开创的文明的一种推演和预测。在其《理想国》中,柏拉图事实上通过五种政体和其对应的人的灵魂的演进展示了西方历史的全貌。这五种政体分别为哲学王美德政治、军人荣誉政治、资本家财富政治、民主自由政治和民粹独裁政治。从资本家财富政治到民主自由政治的演化,其实对应了西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到后期自由民主演进的历史。但是柏拉图对于民主自由政治必将蜕化为民粹独裁政治的预言与分析,却极少得到现代人的关注与肯定。这里无法详述其逻辑。不过简单来说,柏拉图认为,在民主政体中对自由的极端推崇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将自己葬送。这是因为在该时代中将发展壮大一个特别的阶级,该阶级最缺少自制,最狂热而又极具寄生性。因为他们不擅长于创造财富,该阶级的发展壮大最终将导致社会的不可持续。

  虽然柏拉图所处的时代迥异,也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制度,但是当前西方社会面临的一些困境却与柏拉图所分析的症结有些契合,比如生财者寡而食之者众导致不可持续的问题。或许当前西方社会面临的生产率降低导致“蛋糕”无法继续做大的问题,海外掠夺反哺国内无以为继的问题,寄生性金融资本过度膨胀的问题,人口少子老龄化的问题等等,都正在印证柏拉图的预言。这或许就是西方文明到头来“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悲剧宿命。

  综上所述,英国脱欧及特朗普的节节胜利所标示的西方右翼民粹主义兴起具有深刻的必然性。这不仅是西方当前发展面临的困境使然,而且还植根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并且在文明的根上就已冥冥中注定。因为民粹在传统的哲人看来是比较短视、易变而又狂热的群体,当他们进入时代中心成为历史的掌舵者的时候,那些擅长煽动迎合其脾性的投机政客就很容易出现,而这离法西斯主义也就不远了,不得不引起世人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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